承认生活煎熬，乃自由之始。
JULIERESHE
封面：LeonardoSantamaria
精神健康MENTALHEALTH
抑郁的滋味，我依然记得。那是种惊慌的心境，似乎永远不会到头。光是想到要醒来，我都会害怕。由于担忧明日，未来蒙上了阴霾，积极乐观不知为何物。我的内心动荡不安，不时莫名感到反胃，会突然感到外物攫住了我的心灵。我不认识这个陌生的自己，我想知道曾经开朗的那个我去了哪里。
我的抑郁因情伤而起，但究其原因，不只是分手的冲击，而是发现那个你曾相信、曾深爱之人，那个最亲密、并承诺永不分别的人，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你的痛苦漠不关心的一个陌路人。我发现这个亲爱的人不过是幻像而已。过往变得毫无意义，未来则不复存在。于是这个世界本身，便不再可信。
在那些沮丧的日子里，我发现他人对我的态度同以前大不一样。这个社会对抑郁的容忍度并不太高，我身边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想把我修好，鼓励我振作起来，叫我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另一些则像躲避病菌一样对我避之不及。事后去看，他们有这般反应，我能够理解：毕竟，那会儿我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心态悲观，甚至懒得礼貌待人。
—LeonardoSantamaria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他人的真实苦难，我能了解得更深了。在我的低谷里，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暗面，从前我一无所知。那扇通向现实的窗户打开，瘆人的景色映了进来，我便不再能够忽略痛苦和妄想。我的经历并不独特，但某种意义上，这段经历的意义得到了拔高，因为我除了是一个惨淡分手的普通人，还是一名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我知道看似明显的道理，远非永恒真理，获得真理要求严格的明辨与分析。因此，根据经验，我倾向于怀疑下面这种看法：即积极情绪等同于健康，而消极情绪等同于扭曲。有没有这种可能，在那些低落的日子里，我终于看见了世界的本来模样？
当你戴上“积极”的有色眼镜
在我沉沦之前，我的博士导师有个观点一直让我困惑。这位斯洛文尼亚科学和艺术学院的哲学家，名叫阿伦卡·祖潘西奇。在他看来，我们习以为常的追求幸福的奋斗，构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为这个世界增添幸福的愿望，到底可能有什么错，有什么压迫可言？
三省吾身之后，我开始同意她了。环顾四周，我们的目标是：让自己和他人都保持永久幸福。过度宣传幸福所伴随的，则是那些与幸福相对之物蒙上污名。包括抑郁，焦虑，悲伤或失望。我们称这些情感折磨为同正常的背离，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悲伤的声音过不了内心的审查，因为这是种病。
美国心理学会将抑郁症定义为“一种常见而严重的疾病，会对人的感觉，思维方式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光是“抑郁症”三个字就使患者感到羞耻，也意味着抑郁需要被治愈。很难说上述态度是治疗师和医疗机构主动采纳的，还是主流文化影响下的结果。无论何者，现今多数疗法都以将负面情绪悉数清除为目的。
各类消除负面念头的方法中，最有名的要数认知行为疗法，缩写为CBT，最初被设计作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治疗手段。它基于精神疾病认知模型，由美国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在六十年代末发表[1]。贝克假设了抑郁是由消极的思维方式引起，后者被称为“致郁性思维”。抑郁之时，我们倾向觉得自己无药可救，注定失败，无人喜欢，缺少资格，无甚价值，应受怪罪，被人拒之千里。负能量的世界观，你肯定也听过不少，“我长的难看，一无所长”，“没有人珍视我”，“我不抱希望，因为情况永远不会改变”，“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贝克认为，受到沮丧的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被扭曲，变得没帮助。CBT从业人员接受的训练，旨在发现并纠正扭曲的思想，引导我们向着快乐的终点跑步前进。
那个时候，在我那些被我远离的朋友的影响下，我去了见了一名CBT治疗师。如您所见，我并未完全康复，仍然觉得自己充满“致郁”思想。我对该疗法的感受经历了变化，先是渴望信任自己，也信任治疗师的处理，后来我对这种渴望感到生气。我觉得，他好像在有意说着那些我想听的话，就像面对一个需要安慰的孩童，讲着愉悦的睡前故事，以远离周遭的严酷现实。
接纳与承诺：当现实不似我所想
GEORGEMUSSER认知行为疗法并非完美，接纳与承诺疗法能否帮助人们克服痛苦与恐惧？相关阅读→
“致郁”思想无甚愉快，甚至难以忍受，但未必意味着它们呈现的现实遭到了扭曲。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实确实一塌糊涂，而当我们陷入抑郁，那些粉饰太平的错觉，就被我们丢在了一旁？
反过来，会不会积极的思考反而是一种对现实带有偏见的理解？如果当我低落时，我能从中学到一堂教训，而我又无法以更低的成本去学到它，那又如何？当不切实际的幻想退潮，现实那些冷峻的岩石露出水面，我焦虑的源头会不会正是后者？要是在我们沮丧之时，能更准确地感知现实，又怎么讲？如果我对幸福的需求，和对缓解抑郁的心理治疗的需求，都建立在同一种幻像之上，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所谓的*金治疗准则，只是给人慰藉的伪科学？
什么是“积极错觉”
人的日常思维有许多偏差和曲解，这点为现代心理学所承认。但是一般会将这些偏差置于积极性的框架内来理解。简言之，主流意见认为，只要不干扰到积极的心绪，那些平常的错觉就是健康的。
“积极错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八十年代一篇心理学论文[2]，作者为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雪莱·泰勒，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乔纳森·布朗。积极错觉是常见的认知偏见，它基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有利想法，关于自己或者他人，关于身边处境和周围世界。积极错觉的类型包括不切实际的乐观，虚幻的优越感，自以为事情尽在掌握。
这种优越感使我们高估了自己相对于他人的能力和素质。一份又一份研究表明这种错觉相当盛行[3]。大约75％至80％的人认为自己在几乎方方面面都高于平均水平，无论是智商，学业能力，工作表现，还是对偏见的觉察力，浪漫关系中的幸福感。但是，无情的数学告诉我们这绝非事实，所谓“平均”就意味着，绝不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
—JamesLipnickas
今天的积极主义趋势可以追溯到昨日的宗教，后者曾为大众提供生活的指导和灵*的救赎，为世界描绘了美好图景，提供了完满结局。在世俗世界，心理学填补了宗教消退所留下的空白，得以为人们提供解释，提供生活会更好的希望。替代了宗教的心理学，仍然完整保存了基督教传统的诸多特点。情感顾问或者咨询师扮演的角色，要求我们定期见面的规定，像极了牧师主持礼拜，听取忏悔。无论咨询师或牧师，他们都具备权威，宣称您出了什么问题，并告诉您如何解决。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心理治疗起源于牧师之职，教会提供指引和关爱的首要目的，便是达到个人救赎。
当代丹麦学者，安德斯·德雷比·索伦森（AndersDrbySrensen）指出[4]，我们欲摆脱痛苦和焦虑，并最终找到幸福的这种现代愿望，至少部分源于从世俗苦难中解脱，上到天堂的宗教观念。在世俗世界里，救赎已成为我们凡人生活的主线任务。天堂不再是一个脱俗的高处，而是关于追求彻底的，完全的幸福。我们这个时代正致力于把人间建设为天堂。
与宗教及其所呼应的心理治疗相比，哲学显得如同异端邪说。病得最重的患者要数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他认为痛苦无可避免[5]，并且是你我存在的关键要素[6]，并以此观点闻名。在他看来，存在并无意义或目的，漫无目的的奋斗推动着生活向前，而这种努力永远无法带来充实和满足。他颠覆了我们积极向上的世界观：我们生存的默认状态不是那偶尔被痛苦打断的幸福。相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刻骨之痛，一种无尽的哀悼。叔本华声称，它永远不会变得更好：“今天很糟，明天会更糟……”叔本华认为，拥有意识让人类处境更加艰难，因为有意识的生物对痛苦的感受更加剧烈，并能够反思自身存在的荒谬性。“定会有人告诉我……我的哲学毫无慰藉可言——因为我实话实说。人们宁愿求心安，相信主的一切安排都是好的，”他在《论世界的苦难》一文中写道。“那么去找祭司好了，别来烦我们哲学家。”
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也没有提供太多慰藉。他称焦虑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之一，并区分了真实的生活形式和非真的生活形式。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非真的生活状态，淹没于琐事，烦恼与担忧。我们对徒劳无功和存在意义的疑问，被日常的喧嚣所盖过。我们去上班，带孩子，处理人际关系，打扫房间，上床睡觉，然后明日再做一遍。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似乎合理，甚至很有意义。但是，真实的生活只有在焦虑中会浮现。然后，我们开始具有自我意识，得以开始自由思考，拒绝社会加诸于我们的由大家共用的幻象。在海德格尔看来，焦虑代表着一种适当的的哲学情绪。
挪威思想家彼得·韦塞尔·扎普夫（PeterWesselZapffe，-）在哲学悲观主义的方向上走得更远。他说，人类意识不幸发展过度，导致了存在主义焦虑*。扎普夫在他年的论文《最后的弥赛亚》[7]中将人的意识称为“一个生物悖论，一种荒谬可憎之物，一个不幸特质的过度放大”。人类发展出的这一需求已经无法满足，因为自然本身并无意义。他认为，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抑制这种破坏性的意识过剩。这是“社会适应的前提，也是获得所谓健康正常的生活所包括的各种东西的前提”。
*译者注：对“存在主义焦虑（existentialangst）”的解释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