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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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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在特朗普再次参与美国总统大选角逐的年，哲学家、哈佛大学*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出版了新书《精英的傲慢》（TheTyrannyofMerit），试图分析为何特朗普的*治立场与执*记录明明违背了工人阶级选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坚持为他投票。桑德尔认为，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源于工人阶级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后者越来越沉浸于自己的成功之中，笃信个人努力、学业成就与阶层跃升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过去几十年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告诉所有人，事实并非如此。年，《精英的傲慢》中文版在国内上市。
哈佛大学*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来源：harvard.edu）
日前，牛津中国论坛邀请桑德尔与人类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以“‘你为什么不努力’：从精英的傲慢看优绩主义陷阱”为题展开讨论。两位嘉宾社会、文化与学术背景的差异让这场对谈碰撞出了许多火花。有意思的是，桑德尔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些动向也了若指掌，比如“加班文化”和“躺平”。对谈从桑德尔与项飙讨论古今优绩制的区别开始，延展至当今中国社会对优绩制的复杂观感。继而，他们聊到哈佛女孩刘亦婷、谷爱凌等受到中国人追捧的榜样人物如何在励志的同时转移了我们对结构性社会不公的注意力。在对谈最后，他们交流了要如何构想和重建一种更公平、每个人都更有可能过上理想生活的社会。
优绩制的古今之别
什么是优绩制（meritocracy）？我们希望每个岗位上都有最有能力、最符合专业要求的人，这种对“选贤举能”的信念本身无可厚非，但桑德尔认为，当优绩开始将整个社会区分为赢家和输家，优绩就开始成为“暴*”。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收入和财富的日益悬殊，还表现在社会赢家对成功的看法变化上——他们开始认为，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是美德的标尺，因此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由市场赋予的回报，至于那些落入下风的人，只能说他们命该如此。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种严酷的成功伦理让成功者深深陶醉于自己的成功之中，忘记了他们在成功之路上得到的好运眷顾，忘记了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家庭、老师、社区和国家的帮助。”桑德尔指出，优绩暴*让社会不公恶化为针对输家的羞辱和嫌恶，但与此同时，赢家也付出了代价，比如被迫参与残酷竞争、填鸭式课程和“文化”。
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优绩的社会，但项飙提醒我们注意优绩制的古今之别。儒家思想中的优绩制指的是国家应当由有德之人统治，他们不一定是富人——事实上，在儒家世界观中，商人处于四民之末，是被鄙视的群体——因此儒家优绩制实际上在理念层面区分了艺术、文化、统治和经济的关联。另一方面，不平等和阶层区隔被合理化了，人们认为社会本来就是分层的，国家只需选出一小部分能人，剩下的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地位竞争之外。
如今的优绩制与儒家优绩制的区别在于，优绩制不再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安排息息相关，它成为了一种普世皆准的、唯一的将个体分类、排序的手段。好的一面是，如今所有人都在理论上能参与向上流动的竞争，社会不再被认为是天然不平等的；但糟糕的一面是，如今的优绩制也不再容忍反对意见的存在，输家的命运被一锤定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项飙认为，这或许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针对精英的怨恨和反叛回应的原因，“优绩制几乎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自我指涉的话语，拥有了一种绝对论的特质。”
桑德尔指出，同东方的孔子一样，西方传统也对优绩制有类似看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统治者应当由最好的人担任，但这里的“最好”指的不是最聪明的经济学家或技术官僚，而是最有德行的人——德行与个人品格、判断力、实用智慧和对公共利益的分辨力有关。而公共利益也不仅是指GDP增长这样的经济概念。这与当下我们对优绩制和*府管理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桑德尔认为，如今的优绩制是一种市场导向的优绩制，人们的社会贡献和应得的回报完全由市场决定。他希望在书中表明的是，我们需要从市场手中夺回定义“何为对公共利益的有益贡献”的权力，否则我们将一直混淆市场回报和人们应得之物的关系。
《精英的傲慢》[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09
在项飙看来，当下的优绩制的危险不仅在于挖空道德考量，更在于技术官僚群体成为了一个自成一体、积极重塑全新道德准则的阶级，“优绩制是一种被管理/专业人士阶级精心培育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不止感到被他们羞辱，也感到某种直接的，基于知识/信息不对等的压迫。桑德尔指出，针对精英的民粹反击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是工人阶级感到精英在轻视他们——被怨恨的精英不是像特朗普这样的地产商和真人秀明星，而是由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学术界人士构成的精英群体。他们的身份并不必然由财富决定——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确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而是由教育水平决定的。在桑德尔看来，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法国，教育/学历/文凭差距都是造成*治分裂的最重要原因。
“施展暴*、让工人阶级感到被压迫的优绩制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在SAT、高考等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精英定义的，在市场导向的优绩制社会中，他们不仅能拥有更多的经济回报，还拥有更多的社会尊重。”桑德尔说，“因此，挑战的一部分是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角色，正如我在书中所写，它已经成为了市场导向的优绩制社会的分类机器，这导致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心怀怨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西欧，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大学学历。”
在中国，优绩制与其说是普遍真理不如说是个人策略
项飙注意到，中国人对优绩制有一种复杂的观感。和美国人笃信优绩制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社会运行真理有所不同，中国人整体而言并不相信社会按照“选贤举能”的逻辑运转，除了个人能力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成功与否。
但在个人层面，人们又认为优绩制不失为一种“逆袭”的策略。“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中，普通人别无他法，只能尽可能努力学习、考入大学，这样至少有参与游戏的资格。能否成功不好说，但至少自己尽力了。”项飙认为，这种社会心态造成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悬浮”状态——如同拼命振翅使自己不下坠的蜂鸟一般，人们明知成为赢家的希望渺茫，却依然竭尽全力，这导致年轻人普遍感受到的焦虑、迷茫和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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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问项飙，这种焦虑和竞争压力是否是反抗文化的“躺平运动”的原因，项飙回答称是的，但它只是一种由精疲力尽、迷惘和空虚导致的直接结果，一种退出策略和消极回应。他认为一个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