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现代焦虑
在安格拉·默克尔结束长达16年的执*生涯卸任总理后，德国历史上首次迎来了由社会民主*、绿*和自由民主*组成的联合*府。就经济和人口而言，德国是欧盟最大的成员国，这一转变自然激起了全球对德国*治和经济状况的关切。
年12月4日，德国柏林，德国社民*召开特别*代会，以98.8%的支持率投票通过了社民*、绿*和自民*的三*联合组阁协议。像许多富裕的西方国家一样，德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持续的不安状态，而忽略它已经拥有的一切。出于这个原因，后默克尔时代既可能带来混乱，也可能保持与不久前历史的连续性。这种忧虑也缠绕着德国思想界。进入现代社会，法国有其哲学家，英国有其经济学家，而德国则依靠社会学家来理解大局。近期有四本关涉“大局”的德语著作，分别是史蒂芬·茂（SteffenMau）的《分拣机器：21世纪边界的重新发明》（Sortiermaschinen:DieNeuerfindungderGrenzeim21）、亚明·那塞希（ArminNassehi）的《不适感：关于不知所措社会的理论》（Unbehagen:TheoriederüberfordertenGesellschaft）、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Reckwitz）和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的《危机中的晚期现代性：社会理论成就了什么？》（SptmoderneinderKrise:WasleistetdieGesellschaftstheorie?）、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Streeck）的《全球主义和民主之间：新自由主义衰弱的*治经济学》（ZwischenGlobalismusundDemokratie:PolitischekonomieimausgehendenNeoliberalismus）。
12月3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斯金公共事务学院社会福利客座教授、柏林赫蒂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赫尔穆特·K.安海尔（HelmutK.Anheier）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为四本著作撰写书评，题为《德国的现代焦虑》。
安海尔在文章开头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拥有约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与9个邻国接壤，边境几乎是开放的，而且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是什么将它维系在一起？
富有并没有坏处。德国人均收入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尽管其贫困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缓慢上升。正如默克尔年竞选成功的口号所言，德国是“一个我们生活得很好很幸福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治生活还没有受到英国退欧式神奇思维或美国式两极分化的破坏。
但德国社会始终存在一种不安感——怀疑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贯穿这四本书的共同主线，尽管它们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所有这些著作都符合该国悠久的社会分析传统——从马克斯·韦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到拉尔夫·达伦多夫和尤里根·哈贝马斯。
安海尔设问道，关于德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这批顶尖的德国思想家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书评第一节名叫“围困”（WalledIn），评论的是史蒂芬·茂的《分拣机器：21世纪边界的重新发明》。在洪堡大学社会学家茂看来，德国在复杂的全球边界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和高度特权地位。此外，近几十年来，这种制度变得愈发根深蒂固。根据茂的说法，在过去的20年里，全世界竖起了比50年前更多的围墙和坚固的边界。年，全世界有12座边境墙；如今，有70多座。在20世纪90年代，5%的国际边界被加固；如今，则是约20%。
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些事实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32年前柏林墙的倒塌难道不应该标志着一种新的开放，尤其是在人类流动性方面？茂认为，虽然少数人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限制要大得多。全球化是在严格的选择程序和对流动性的严格控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一直处于这些发展的前沿。
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过去，边界代表着国家之间的硬性隔离，而现在，它们扮演着更为复杂的角色。通过这种机制，各国可以决定谁是值得信任的（欧盟公民、美国公民）、经济上有用的（来自印度的信息技术专家），还是*治上突出的（土耳其异见人士、阿富汗难民）。现代边界就是茂书中的“分拣机器”。
这种机制存在于多个层面上。首先，像欧盟申根区这样的宏观区域，边界对合法进入的人来说确实变得不明显了，尽管这些边界对其他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被允许进入的人）来说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宏观区域的外部边界越来越多地被最新技术所强化，在这里，试图进入的人被应用程序、生物识别甚至人工智能所分拣。
第二个层面是签证分拣机器，它首先控制着谁可以进入宏观区域。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层面：关押非法移民的设施，这些设施大多集中在土耳其和其他外围国家，由欧盟付费。最后，在德国境内，分拣程序仍在继续。在德国，针对非公民，一个复杂的身份等级体系授予或拒绝授予不同种类的特权，比如居留或工作许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一分拣制度已扩展到公民和合法居民，以识别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
德国可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却非开放的倡导者。智能技术、数据分析和安全协议的结合让它能够根据自己的条件，通过控制和选择来管理迁移，这对它自己而言大有裨益。德国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访问个国家，而阿富汗、伊拉克或叙利亚公民可以访问的国家不到30个。因此，分拣机器维持着全球的不平等。护照（电子的、仿生学的或纸质的）的重要性让茂想起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这段话：
“护照是一个人最高贵的部分。它不是像人类那样以简单的方式产生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创造出来，以最不计后果的方式，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但这绝不可能发生在护照身上。因为好的护照总能被认出来，而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好，也可能不被认出来。”
书评第二节题为“过高的期待”，评论的是亚明·那塞希的《不适感：关于不知所措社会的理论》。安海尔继续写道，虽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