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情感说话时，理智很少不听从。
人类行为最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源于我们希望维护一个稳定、正面的自我形象的需求，换言之，我们希望保持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看法，特别是当有证据与我们美好的自我形象相抵触时。大部分人都相信自己是理性的、高尚的人，会做出明智的决定，不会有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正直廉洁。
简单的说我们认为不会做出愚蠢、粗鲁及荒谬的事情，但是要保持这种信念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在一生当中，这种信念一直受到各种挑战。
认知失调：一种不舒服的行动或感觉，最初被定义为，由于持有两个或更多不一致的认知引起的;后来则被定义为，因为我们做了一件和自己习惯的而且是与正面的自我概念不符的行为而产生的。事实上，我们发现，认知失调最强烈而且最令人不舒服的情况，是一个人的行为威胁其自我形象时。它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去面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行为之间的差距。
认知失调总会造成不舒服，因此我们会试着去减少它。减少失调的途径并不总是简单或明显的。事实上，减少失调的方式经常会使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我们的行为方式产生惊人的改变。对于减少失调有三种方式可以选择：
改变我们的行为，使行为与失调的认知一致。
改变其中的一项认知，来为我们的行为寻找理由。
增加新的认知，来为我们的行为寻找理由。
经历失调的人常会通过否认或歪曲事实来减少这种失调。人们在否认风险和减少失调方面很有创造性。绝症患者对于能否痊愈一事如果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错觉，会比那些比较“实际”的人更为长命，但是，在更多的时候，这些错觉是会造成伤害的。
理性行为与行为合理化：维护我们的自尊导致我们所产生的想法不一定合乎理性，而是被合理化了。处于消除失调状态中的人们会致力于使自己相信他们是对的，以至于他们最后往往表现出无理性与适应不良的行为。人类并非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处理信息，相反会用一种扭曲的方式来处理信息，使其跟我们已有的观点一致。
决策、决策、还是决策
决策后失调：一个人在做了决定之后所产生的失调，消除这种失调的方法通常是：提高被选择对象的吸引力，同时降低被拒绝对象的价值。任何一项决定，无论是在那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被选中的对象很少是完全正面的，被放弃的对象也很少是完全负面的，做出决定之后，为了缓解失调，人们会改变对选中和落选的对象的感觉方式，从认知上将两者分开以使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选择感觉舒服一点。扭曲我们的好恶。越重要的决定会造成越大的失调，决定的影响越久远及越难改变，则减轻失调的需求就越强烈。
低价进入策略：不可改变的错觉，一种不道德的销售策略，销售员先以极低的价格诱使顾客答应购买一项产品，接着宣称他搞错了价格，需要提价，然后消费者只好以高价购买。不可改变的错觉决定无法反悔往往会增加失调及消除失调的动机。最少有三个理由，第一、虽然可以改变心意，但是某种承诺的确存在，这造成一种不可后悔的假象，如果真正思考一下，很快就会知道那只不过是无约束的合约，但有时即使是短暂的错觉也能成为有力的影响。第二，对承诺的感觉引发对兴奋事件的期待，预期的事件受到阻碍，将会产生失调及失望。
不道德行为的决定：解决道德上的两难问题，是研究失调现象中特别有趣的领域，因为其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人们的自尊心。更有趣的是，在困难的道德决定之后进行的失调消除，将使人们未来的行为增加或减少道德顾虑。失调如何影响个人价值，此时所发生的事情不只是你将自己的行为加以合理化，而且也牵涉到整个价值系统的实质改变，两个不同的人在做出行为之前对此持有相同态度，一旦做出相反的行为选择，那么他们的态度也会大相径庭，这是他们各自行为的结果。
为努力寻找理由，对于个体努力追求来的事物，他们倾向于提高自己对它的喜欢程度。即使是最无聊的人和最肤浅的团体也都拥有一些可以弥补缺陷的品质，对活动及行为也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而且如果我们有动机去挖掘人与事的最佳面，则这些模糊的事实都倾向于得到正面的解释。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为努力寻找理由，也就是说，对于个体努力追求而得到的事物，他们倾向于提高自己对它的喜欢程度。必须澄清的是，我们并不是说，大部分的人都喜欢享受困难痛苦的经历，事实并非如此：也不是说人们应该喜欢那些只与痛苦经验有关的事情。我们只是确定了一件事，即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目标，同意经历困难或痛苦的过程，那么这个目标将更具吸引力，因此，如果你走路去参加一项讨论会，途中被一辆车溅了满身泥巴，你将不会喜欢那个讨论会，然而，如果为了要进入一个团体，你必须自愿跳进一个泥塘，那么即使最后知道这个团体浅薄无聊，你也会喜欢它。
不恰当理由心理学
从小我们被教导不可以说谎，不幸的是，世上可能有没说过慌的人，但是我们还没有碰到过。有时候，为了一个好的理由，大部分的人感觉自己无法完美地做到诚实。其中的一项理由涉及另一项我们被教导的事，要待人仁慈宽大，因此我们发现，有时候为了不伤害别人，我们有必要说谎。
外部理由：为解释自己的失调行为所提出的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理由（例如为了获得大笔的奖励或避免受到严厉的惩罚）。
内部理由：通过改变自己的某些方面（比如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来减轻失调。
反态度辩护：如果说了一些自己并不想说的话，而且没有足够的外部理由，那么你将体验到失调，那么当你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外部理由来进行合理化时，你将试着找出内部理由，即通过对自己做些改变来减少失调（比如你的态度和行为）。这种“说出就相信”现象被称为“反态度辩护”，当我们公然表示一些与我们真正的想法相悖的意见或态度时，这种现象就会发生。在缺乏外部理由，也就是在没有我们自身之外的动机时，我们的观念会越来越像我们所说的谎话。
不诚实的行为本身就足以造成失调，如果这种行为有可能对别人造成伤害，就更足以造成失调，说谎的行为会造成他们想法的改变，由此减轻失调并恢复自我的诚实感。
反态度辩护、种族关系和预防艾滋病
不充分的处罚：
所有社会的运作，都是部分依赖于处罚和处罚的威胁，但是严厉的处罚能够改变我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吗，其实不能，更加准确的说，这些处罚教会我们的是，尽量避免被抓住。
以持强凌弱的行为为例，要说服孩子认为攻击较小的小孩不但不对而且不好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理论上，在某些情况下，让他们说服自己相信这种攻击行为并不好玩是可行的。处罚越来越重，处罚的威胁越严厉，孩子只会学会当你在周围准备处罚他时不要去这么做。假如你只用非常轻微的处罚去威胁他。在严厉处罚和轻微处罚这两种情况下，小孩都会体验到失调，在严厉处罚的威胁下，他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答案，也就是一个充分的外部理由，小孩面临轻微处罚的威胁时，也同样会有失调，但他没有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因为轻微的处罚所提供的外部理由并不充分。简言之，这就是不充分的处罚，这个小孩克制着自己不去做一件他想要做的事，并且尽管他有一些不这么做的理由，但是他缺乏充分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体验着失调。因此这个小孩必须找到另一种途径，将自己的行为加以合理化。
你所施加的威胁的严重程度越低，外部理由就越薄弱，而当外部理由薄弱时，对内部理由的需求就愈大，我们可以预期，让小孩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他们的内部理由，能够促使他们培养出一套恒久的价值观。
在年幼儿童的行为中，寻求内部理由会导致自我说服，这对教养小孩来说涵义是相当发人深省的。那些使用惩罚来让他们的孩子采取可取的价值观的父母应当使用轻微的惩罚，其强度只需产生行为的改变即可，而随后就会产生价值观的改变。
自我说服具有恒久性吗？
自我说服比直接说服的尝试更具持久性，其原因正在于，通过自我说服比直接说服的尝试更具持久性，其原因在于，通过自我说服，说服在个体内部发生，而不是源于外部的劝诱或压力。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相当大的奖赏或严厉的处罚，能够为行为提供强有力的外部理由。因此你只要求一个人做一件事或限制他做一些事并且仅仅一次，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予相当多的奖励或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你要对方形成固定的态度和行为，那么导致服从的奖励和处罚越少，最后态度的改变会越大，而且效果越持久。大量的奖赏及严厉的处罚都是强烈的外部理由，因此能够激发顺从行为但是阻止了真实态度的改变。
自我合理化不仅局限于实质性的奖赏和处罚，自我合理化同样也会以相当微妙的形式出现，为了使奇怪的、引起失调的行为有合理的解释他们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行为。
善行和恶行
当我们喜欢某些人时，我们会以善待他们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好感，反之亦然，我们甚至会故意去冷落他们。同时如果在微妙的情况下去帮助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伤害了我们喜欢或者关系一般的人，那么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会有什么变化？在我们帮助别人之后，将会更喜欢对方，在我们伤害别人之后，这个人对我们的吸引力会下降，甚至我们会憎恨受害者。
别人对我们好，固然会使我们喜欢对方，但是如果我们对别人好，会让我们更喜欢对方。
那些曾帮你一次忙的人，将比那些你曾经帮过忙的人，更愿意帮你。
无论褒扬还是贬损，人们都找得到合理的借口。
当我们伤害了别人，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有机会还击，也就是说受害者有机会扯平，那么几乎不存在失调，因此痛苦的制造者也无需为了要说服自己相信受害者是罪有应得，而去贬损那些受害者。
文化和失调
在集体需要比个人需要更为重要的社会里，减少失调的行为可能会比较少见，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我们更容易发现目标是维护集体和谐的行为，而不是由个人主义所驱使的自我合理化。它通过相对更为公共的方式被引发，比如观察者会使自己的评价与他们朋友所说的尽量保持一致。
自我合理化主题下的变式
自我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人们对真实自我的感受和其理想自我有差距时，人们会经历痛苦。
当我们感到自己的实际情况—真实的自我—与我们的个人标准或者自己的自我概念有差距时，我们会经历痛苦沮丧。这些标准最能够清楚地反映在各种关于我们自己的信念上面，包括理想的我（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应当的我（我们认为自己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将真实的我和理想的我进行比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自我评价工具。我们由此来判断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行为以及目标达成的程度。
自我差异理论的预测是，自尊所受到的这项打击，会造成心理上的痛苦，以及减少与这种自我差异有关的不一致的动力，通过进行各种自我合理化，我们能缩小真实的我—由我们的自我差异行为所反映出来的—和理想的我之间的差距。当人们被提醒去注意关于真实的我与理想的我之间的差距时，他们通常会经历包括沮丧、难过、不满以及其他与忧郁相关的情绪。存在于真实的我和应该的我之间的差异更可能会引发恐惧、焦虑、紧张和其他与焦虑相关的情绪。
在面临真实的我和理想的我之间的差距时，我们会通过逃避个人的责任来缩短这种差距，自我合理化虽然是短期内的一项自我保护策略，但却不是用来处理失调的最适合的策略，如果能重新积极客观的评估自己的状态—做出更多的努力，那么受益将会更多。
保持我们的自我形象
别人的行为如何威胁到我们的自我形象，并对我们的人际关系造成重大的影响，不管我们珍视的能力是什么，一旦碰到有人在这方面比我们更好的时候，就可能会出问题—各种失调的问题，如果亲密的朋友远胜过我们，我们就更难以以此为傲了。
自我评价维护理论：个人的自我概念可能会因为别人的行为而受到威胁，威胁的程度则取决于对方与我们的亲密度，以及该行为与我们的相关程度。
减少失调：我们可以试着改变产生失调的三个要素中的任意一个。第一，可以疏远这个胜过我们的朋友，认定对方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密朋友。减少这种对自尊的威胁的第二种方式是，改变自我定义中与某项表现的关联性，认为这项能力对于自己来说并不重要。最后，人们处理自尊的威胁，也可以通过改变方程式当中的第三项要素，即自己与他人表现的相对性，我们可以通过努力使自己超越对方来减轻失调，如果努力无效我们可能会采取恶劣的手段。
如果任务和人们的自我定义无关，他们会希望自己的朋友有更好的表现，这样自己可以分享随后的光荣，然而如果任务跟自我定义非常相关，那么一旦朋友的表现胜过自己，就将威胁到人们的自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宁愿帮助陌生人而不是朋友。
自我肯定理论：该理论认为，为了消除某个会造成失调的威胁对自我概念所带来的冲击，人们会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某个与该威胁不相关的领域上的能力，并给予肯定。在失调产生之前，如果你提供自我肯定的机会给人们，他们就会抓住不放。
为什么有些人愿意保持糟糕的自我形象？
自我证实理论：该理论主张，人们有想要证实其自我概念的需求，无论这个自我概念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倾向会和一个人想维持正面之自我概念的期望产生冲突。
自我合理化：为维护自尊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倾向。
跟失调理论一样，自我证实理论也有一个同样的前提，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如果遭到了否定，就会感到不安和困惑，如果每次别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就改变对自己的看法，那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固、一致的自我概念；第二、自我证实理论认为，跟那些对我们有不同看法的人交往令我们不安，不了解我们的人可能对我们会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因此当他们发现我们并不是如他们所想像的那般聪明、富有艺术创造力或具有运动天赋时，我们会感到困窘。最好在一开始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缺点。
持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在接收到正面回馈时，矛盾的需求会产生冲突：一种是想要相信正面的回馈，从而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自我提升的需要），另一种是想要维持一个一致且稳固的自我概念，并且避免被识破后的沮丧感（自我证实的需求。
当两种动机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一个稳定的自我概念的需求往往会胜过我们想要从正面看待自己的愿望。当人们感觉到只需要稍加努力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消极面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偏好准确的反馈，因为这一信息会指出他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他们相信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对于提高自己的技能无能为力，那么他们通常更喜爱正面的而不是准确的反馈。
心灵是一部奇特的机器，它能将提供给它的原料，以各种惊人的方式加以组合。
关于失调的最后几点思考
如果我们人类花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将永远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什么。相反，我们可能会忽略这些错误，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试图认为它们是优点。如果不能够从错误中进行学习，我们会被禁闭在自己的狭隘思想中，再也无法成长或改变。
合理化陷阱：减少失调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自我合理化，并最终造成一个愚蠢和可耻行为的恶性循环。
减少失调行为的过程会让我们陷入合理化陷阱，即一系列会导致一连串愚蠢或非理性行为的自我合理化，为了避免觉得自己愚蠢或不道德，我们反而为增加自己愚蠢或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条件。
为了从错误中学习，我们需要长时间地忍受失调，以仔细且不带个人感情地检查客观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跳出由自我合理化和更过分的行为所组成的恶性循环。自我肯定可以作为一种认知缓冲，保护人们避免陷入诱惑并做出残酷或不道德的行为。
对于一个犯错误的人，自我迷失而看不见自己的悲惨处境，即是对他的拯救，也是对他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