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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精神病学家似乎对精神疾病有了更敏锐的洞察力，在他们眼里，好像到处都有精神疾病的影子。
有一个研究小组称，有些人很注重藜麦扇贝的完美摆盘、追求某种面包的最佳口感，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热爱美食，而是因为他们患有“美食家综合征”。另一个研究小组称，有些父亲离异后忽略了孩子，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父爱和经济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或不想尽职尽责，而是因为他们患有“环境依赖综合征”，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在眼前的人或事物上。
年出版的《人人有怪癖》、一书中也提到，有些人总是过了截止日期才上交报税表格，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做事拖沓、没有计划，而是因为他们患有一种尚未定性的成年人注意缺陷障碍。
《人人有怪癖》一书的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约翰·瑞迪，让“人人有怪癖”这句话流行起来。这句流行语揭示了轻度精神疾病的存在，其理论依据是，过去被视作古怪、反常、罕见的人类行为、想法和情感，实际上都是精神障碍的表现。各种精神折磨病症名词纷纷问世，而精神病学家这么做的目的，似乎是想让人类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疯癫。
意料之中的是，社会上的强烈反对声接踵而至。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治疗师的一种牟利手段。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在年出版的《什么是精神疾病》一书中写道：“他们从患者的疯癫里看到了钱。”
精神病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前编辑艾伦·弗朗西丝博士在年《精神病学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感叹道：“曾经被视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正常的疼痛和烦恼，现在却被贴上了精神障碍的标签，甚至需要依靠药物进行治疗。有些人有自己的一套做事标准，虽然过去在旁人看来也有点奇怪，但大家都能理解，然而现在他们却被视为病人。”
弗朗西丝博士和合作研究人员认为，并非所有的个性和怪癖都是精神障碍的发病迹象，即便它是由强迫行为的强烈焦虑引发的，也不一定是。
然而，赞成拓宽精神疾病界限的批评家指出，精神健康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分界线很容易随着文化潮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对“人人有怪癖”这一论断的科学依据提出了质疑。
年，路易斯安那州一位名叫塞缪尔·卡特莱特的医生向州医学学会汇报称，他发现了一种迄今无人知晓的疾病。他提议将其命名为漂泊症，该词源于希腊语drapetes（意为“逃亡的奴隶”）和mania（意为“疯癫”）这两个词。
他在新奥尔良州的一本医学杂志上解释说，漂泊症这种精神疾病一旦发作，黑奴都敢从奴隶主眼前逃跑，因为只有疯子才敢尝试逃离奴隶制度。漂泊症最主要的症状是逃走，其次是不想被他人占有，否则，漂泊症患者便会感到不满、闷闷不乐。在我们嘲笑那个科学尚不发达的愚昧时代时，请别忘了，直到年，同性恋才被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从精神障碍中移除。
从人类怪癖中发现精神疾病的尝试彻底失败了，因为长期以来精神病学一直坚持一个标准，那就是只有引起痛苦和导致功能障碍的行为，才能被划定为精神疾病症状。这样看来，很多人微不足道的强迫行为都不符合这一标准。因为强迫行为的典型特征就是能够帮助人们发挥自身功能并且消除焦虑。
强迫行为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而不会让人感到痛苦。它们对行为实施者有益，而不会导致功能障碍。仅此一条就可以判定，比安卡不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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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倡导“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疯癫”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精神健康是一个统一体的观点却被保留了下来。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这两个研究领域中的发现。虽然我们通过神经影像可以观测到多种导致精神障碍的大脑活动以及大脑回路的模式，但其反映的东西并不够明朗。
同样，近20年的遗传学革命也证实，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由多个基因共同造成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单个基因的存在不足以导致某种精神障碍，而单个基因的缺失也并不一定就能保证患者幸免于该精神障碍。
“统一体的观点是遗传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认知突破，”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曾对我说，“它表明，与行为和情绪相关的基因的中量遗传负荷会造成某种人格障碍，少量遗传负荷会导致某种个性怪癖，而若一个人体内的遗传负荷微乎其微，那他就会是一个正常人。”
例如，心理学家所说的“猎奇心”的特点是由12个左右的基因共同决定的，但是很少会有人同时拥有这12个基因。然而，有些人有10个此类基因，可能就成了*品成瘾者，而有些人只有1～2个此类基因，可能重复看同一部电影两次就会烦躁，他们大多情绪多变、易兴奋、急性子、爱放纵，他们很可能会成为人类探险家、创新者、思想先进的潮人。
同样，神经质也是由多个基因的存在而造成的。青春期的孩子晚回家一会儿就一直紧张地看手表的妈妈可能携带1～2个此类基因，而出现功能障碍的广场恐惧症患者却很可能有12个此类基因。
“人人有怪癖”这个理论刚提出时，所有这些人统统被贴上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标签，无论程度轻（譬如探险家、担心孩子的父母）还是程度重（瘾君子、广场恐惧症患者）。
但现在，精神病学家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精神状态是孤立存在的。每种状态都处在统一体的某个位置上，在古怪性格和病理疾病之间，在异常行为和精神障碍之间，在顺应大流和极其疯癫之间。但它们之间的界线也在随着医学的进展和文化潮流的更替而不断发生变化。
“精神障碍”这个专业术语其实仅适用于这一统一体上的一小部分。无数普通的日常行为悄悄地游移在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分界线附近。只有反证法才能推翻大部分人都是“精神病患者”的论断。比安卡等轻度强迫行为者的行为远未达到临床医学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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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曾表明，焦虑会驱使人们去建立一个小的私人空间，并由他们对其进行管控。
举个例子来说，马丁·朗在康涅狄格大学读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时，曾做过一项实验研究，该实验由来自捷克马萨里克大学的学生志愿报名参与。其中一部分志愿者的任务很具有挑战性。他们要给艺术专家小组做一个5分钟的演讲，描述面前桌子上摆放的金属装饰物。另一部分志愿者的任务则相对轻松。他们只需观看这件艺术品并进行思考。
研究人员通过心率监测器和加速度计（用于测量手腕活动水平）对每位志愿者进行观察。61名志愿者同时开始执行任务。3分钟后，研究人员要求他们用湿布擦拭自己面前的物品，直到擦干净为止。最后，研究人员以艺术专家突然有事为托词（虚构的），通知那些被分配了演讲任务的志愿者演讲取消了。
演讲组志愿者称，他们比只需观看、不用做演讲的那组志愿者更为焦虑，心率监测器所显示的数值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脉搏确实加快了，而且加速度计上的数值也更为直观。演讲组志愿者焦虑十足，而另一组未感到丝毫压力。两组志愿者擦拭金属艺术品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马丁·朗和其合作研究人员在年《当代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称，前者擦得更频繁、更有目的性，且更细致，可以说更具强迫性。他们写到，“当面临复杂的、不可控的、难以预测的情况时”，人的大脑毫无防备，于是就会变得焦虑。为了缓解这种担忧的精神状态，人们就会被迫做出某些行为，那些行为可能与焦虑来源毫不相关，但却能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对局面的控制感”。马丁·朗等人总结道：“恢复这类控制感或许可以减轻焦虑。”
也许你从未遇到过这种面对着专业人士描述一件艺术品的任务，但你很可能体验过因即将到来的谈判而焦虑的感觉。除了做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以外，你没有其他可以控制局面的办法，于是强迫性地把卧室抽屉重新整理一番。你还可能因要见男朋友的父母而感到紧张，于是强迫性地把浴缸擦得干净明亮。
你一定认识很多有类似强迫行为的人吧？
他们可能是马路对面的陌生人、隔壁卧室的家庭成员、瑜伽课上的健身伙伴、同床共枕的伴侣……
甚至可能就是镜子中的你自己。
注：以上内容来自《对抗焦虑，接纳自己》
强迫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定要摆齐的水杯，一定要从尾部开始挤起的牙膏，一定要按照颜色排列的手机APP，反复确认门有没有锁好。作者莎伦·贝格利本书通过非常多的实际案例，重新审视了这些行为，及其这些行为背后的科学，揭示了人类强迫行为的真相。
这本书告诉我们，不管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些温和的强迫行为，还是一些偏激的强迫症，其本质都是对抗焦虑，这也是大脑赠予人类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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