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航空石磊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球，对全世界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每一位普通民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又以航空运输、酒店餐饮、旅游度假等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涉及到安全生产的所有行业毫无疑问都是压力承受的重灾区，民航系统也不例外。生活、工作上的大小事务，使我们充满了焦虑和压力。越想把事情做好，反而越是事与愿违，所以“压力山大”也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口头禅。
近期结合所学知识，笔者对身边的民航一线工作者尤其是飞行员群体开展调研，尝试研究分析一下他们的工作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程度和解决方法。
概况随着年半年报的披露，在飞行小时和客座率均大幅下滑的双重打击之下，中国的各大航司都不得不想尽办法节衣缩食，艰难度日，其亏损额度都是触目惊心也无可避免的。来自CAAC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尽管春运和暑运同为客运高峰的旺季，但是受到疫情影响，二月份各航司的月度空地小时数普遍很低，“领头羊”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南航”）刚刚突破4万小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约为小时，中国东方航空（以下简称“东航”）仅为小时左右。
不过在*和国家强大的严控机制和全国人民不懈的坚守奋战下，中国已经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各种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逐步稳健地开始恢复，包括民航在内的交通运输行业客运量也迅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同期水平，直接带动了刚刚结束的十一双节*金周全国范围内的强劲消费，为中国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八月份的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南方航空的空地小时已经迅速攀升至将近14.35万小时，增幅高达.75%；东航的空地小时位居次席，为10.62万小时，增幅达.88%；国航受全球疫情影响导致国际航班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空地小时数为8.54万小时，但是如果加上旗下最大的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的4.91万小时后，增幅也高达.51%。这些数字的背后，必然离不开所有一线员工的辛勤付出。
图1-1运输航空公司空地小时数统计图
（年2月，数据来源：民航局云执照系统）
图1-2运输航空公司空地小时数统计图
（年8月，数据来源：民航局云执照系统）
由于工作性质和时间关系，笔者初步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调研问卷，主要目标参数涉及到客观数据（性别，年龄，岗位，婚姻状况，工作地点）和主观数据（生活节奏、压力来源及其权重、焦虑程度、释压方法和未来规划），并在工作中随机走访获得共计个样本，得到一些初步数据进行定性分析，希望今后有机会能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借助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进一步定量分析来完善此次调研。
生活节奏分析本次获取的样本数据大部分来自于一二线城市，北京、广州、杭州三地样本合计占比82.64%。图2-1显示了一线员工的工作地点的大城市聚集效应，因为城市规模间接反映了该地的经济水平，而经济发达必然离不开交通运输网络的成熟。图2-2列举了不同航司的驾驶员疲劳指数差异。往往运营已久的国企大公司和刚刚成立的民营小公司的员工疲劳指数相对较低，前者受益于成熟的运营机制和充足的储备资源，后者则是由于航权航线的匮乏而维持在极低的工作负荷状态；而处于疲劳红线边缘的航司普遍为快速扩张期的企业，他们为了抢占来之不易的市场和航权，不得不令各个岗位都全力以赴，风险随之上升。
图2-运输公司驾驶员分布图
（年7月，数据来源：民航局云执照系统）
图2-2运输航空公司疲劳指数统计图
（年7月，数据来源：民航局云执照系统）
抛开疫情这个超级黑天鹅事件，大城市生活节奏普遍较中等城市要高，70.12%的受访者表示时间不够用，感觉每天都是日程满满，由此看来城市规模是影响生活节奏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工作机制也是影响生活节奏的重要因素。由于一线工作人员普遍实行轮岗倒班制度，时而起早时而熬夜，休息时间并不固定，周末大概率没有休息，导致许多人不得不在一个夜班结束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完成一些比较重要和紧急的家庭或个人事务，造成疲劳积累从而可能产生压力和焦虑。
压力来源调研尝试把压力程度划分为五个等级：无压力、轻度压力、中度压力、较重压力、极大压力。其实自年起，民航局也对所有重点岗位人员进行年度的心理测试（评定等级划分未知），对于测试结果为显著异常的人员可能会进行相应的停飞和心理疏导等工作，而此举将会直接影响个人收入。因此本次调研特意对受访者个体解释为非官方调研，力求得到最真实的反馈，但是仍不能保证所有数据的完全客观性。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当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大量随机变量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从调研结果上来看，3.22%，14.92%，79.04%，2.82%，0%，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对于收集到的众多自变量，为了后续分析可能遇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尝试使用主成分分析的降维思路缩减自变量的个数，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阐述。
1.收入水平
本次受访者的年龄范围集中在21岁至45岁之间，图3-1中显示的年龄结构也佐证了目前的样本可靠性。96.37%的人员认为收入的骤减极大地增加了生活压力。如前所述，受疫情影响，在公司效益和飞行小时补贴的双重跳水之下，空勤人员的月度收入减少了65%-80%，已婚人士几乎都会为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等发愁，单身男女则为房租水电、社交应酬等伤脑筋。很多年轻人由于没有财富管理意识导致陷入财*危机而不得不求助于父母或者透支信用卡，无形之中更增加了焦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公司效益和飞行小时数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例如对于新开航线而言，在运营初期的客座率往往很低，飞得越多亏损越多，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比如*治因素、外交需求、航权保持、争取地方补贴等等）航空公司又不得不坚持运营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空勤人员的飞行补贴并不受公司效益影响。
图3-1我国驾驶员年龄结构图
（年8月，数据来源：民航局云执照系统）
2.工作因素
从公司层面上看，疫情的爆发使人们不用再去单位上班，这似乎降低了绝大多数人的工作负荷，可实际上随着交互技术应用的突飞猛进，很多业务和工作可以通过远程在家中开展和完成。一线工作归根到底是以技术和业务知识为基础的，长时间的间断运行会显著提高航班生产的运行风险，因此各个部门一定会通过各种线上的会议、培训讲座、技术研讨和技能考核等方式，使得一线工作人员保持在较高的业务技能水平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员工们需要不停地面对层层培训和考核，压力可想而知。此外如前所述，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好转和各省市的解禁，民航客运量也开始触底反弹，再叠加上暑运高峰的到来和报复性消费的影响，一线员工又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调整状态以适应从每月两班到每月二十多班的变化，这无疑对身心技能又是一场洗礼。
从个人层面上看，一线员工无论是想提高工资收入，还是提高社会地位和认可度，最根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升本职岗位的级别。以某航司飞行员为例，副驾驶一共分为九个级别（序列由低到高分别从F1到F9），机长及以上级别也有四个等级。每一个级别的晋升都要经过评估、问询、推荐、理论考核、模拟机检查和航线检查等多个环节，其中关键职级的考核更为复杂。据不完全统计，一名飞行员从上岗飞行到受聘成为一名合格的机长，这条路需要至少通过60道关卡，而且只要其中任意一关挑战失败，则需要重新进行当前级别的申请。在这条晋级的道路上，只要哪天一不小心因为过失而造成不安全事件、航空安全一般差错、严重差错、事故征候乃至事故，轻则降职降级，重则丢掉饭碗甚至性命不保。而飞行员在做好充分的升级准备之外，能否受聘为机长还受到公司战略和人员缺口的极大影响，而这一*策更是根据公司的运营状况而不断调整的。中国民航事业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后，民航各岗位人才的需求量也逐渐趋于饱和。根据民航局云执照桌面系统中驾驶员数据，截至年8月20日，我国驾驶员执照总数为本，其中运动驾驶员执照本、私用驾驶员执照本，商用驾驶员执照本，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本、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本，虽说总量仍在增加，但是净增量同比已经明显下降。因此都说聘机长这一行为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难度和压力也是不言自明的。
图3-2驾驶员执照数量及增量统计图
（年8月，数据来源：民航局云执照系统）
此外，航空公司的运行标准随着法律法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战略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和更新，因此需要员工实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学习业务通告来保持业务水平。
由此看来，其中的压力不言自明。以乘务员岗位为例，随着国家人口*策的调整，二胎家庭的比率逐年攀升，孕期妇女乘坐飞机的频次也越来越多，这其中二胎妈妈的比率也会有逐步增加，而二胎的平均分娩时间要远远低于一胎，约为两小时左右，这种情况下无疑大大增加了国内短途航线的客舱安全风险，因此尽管乘务员并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但仍然需要掌握必备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部门在每次复训中都会额外向所有乘务员强调机上分娩救护相关理论和实操的重要性并进行严格的测试。
3.家庭因素
如前所述，正常情况下一线工作人员均实行轮岗倒班制度，全年无法定假日和周末，每周固定时刻公布未来一段时间的排班计划。但是疫情条件下，员工居家时间急剧增加，同家庭成员相处的时间也显著增加，之前被隐蔽掉的矛盾与摩擦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子女普遍比较活跃的情况下，家庭也显然不是理想的办公场所。此外，许多受访者的工作城市并非自己的家乡，疫情期间由于活动范围严重受限，造成长时间无法跟亲人团聚，独生子女对于远在故乡亲人健康状况的挂念客观上也增加了焦虑程度。国际航班任务结束后需要被强制隔离14天的机组人员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再加上隔离期间的食宿条件普遍比较艰苦，这种孤独也会造成幽闭环境下的焦虑。
4.小概率事件的调研分析
关于无压力焦虑表现和较严重压力焦虑表现的两种较小概率的情况（未发现极端压力表现的样本），笔者较为深入地对受访者进行了其他方面的了解：两位飞行员男性个体的工作地点均在北京，已婚且同属非京籍人员，在北京刚刚按揭购入房产。其中无压力焦虑的样本个体配偶为京籍，尚无子女，成熟副驾驶，家境较为殷实，购房首付款为父母赞助支援；相比之下较重压力焦虑的样本个体虽为机长，但是家境一般，首付款来自亲朋好友的借款，且月还贷金额达到家庭月收入的60%左右，妻子同为非京籍人员，孩子即将入学，更加不幸的是，由于工作中的失误导致了降级处分，短期内收入减半，再加上疫情的严重影响，导致家庭净现金流量为负，不得不继续四处借款以熬过这至暗时刻，工作交际和家庭债务方面的不顺显而易见（夫妻关系比较隐私，未敢细究，但管中窥豹亦可见一斑），压力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从长期看来，两个小概率事件的样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发生转化。副驾驶终将要过转升机长的这一道坎，年轻小夫妻也终将要为人父母；另一方面惩罚处分终究是有时限的，疫情的影响终究会慢慢散去，家庭收入也最终会稳步恢复甚至再创新高。
因此尽管看起来虽然是截面数据的分析，但是若想真实反映普遍情况和得到有意义的研究结论，还是要放到时间序列中去仔细探究，这也为后续可能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解决方法身体有病了我们知道及时治疗，但心理上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