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一雪
一项针对中国超过1万名科技工作者的调查显示，近1/4的受访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超过1/2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表现。
上述数据来自最新发布的《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十年间进行的3次调查（年、年和年）中，科技工作者的抑郁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近两次的调查中，科技工作者的轻、中、重度焦虑问题比例也均在上升。
《调查报告》作者之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目前，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本科生的心理健康宣传和保障都比较重视，其次是研究生，但是忽略了带学生且承担科研任务的导师们，希望可以将心理健康服务向科技工作者进行拓展。”
抑郁、焦虑倾向普遍存在
最近，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版“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其中，分报告《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对包括科研人员、支撑人员、管理人员等在内的超过1万名科技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近1/4的调查对象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其中6.4%的人属于高度抑郁风险群体，17.6%的人有抑郁倾向。
此外，超过1/2的受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表现，其中42.2%的人有轻度焦虑表现，8.8%的人有中度焦虑问题，4.5%的人有重度焦虑问题。
不过，陈祉妍也表示，“尽管数字显示有超过1/2参与调查的科技工作者出现焦虑表现、近1/4的调查对象表现出抑郁，但并不意味着其已经患有临床诊断意义上的焦虑症或者抑郁症。调查结果也强调了是不同程度的抑郁与焦虑。”
此次调查还显示，科技工作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际交往能力较弱和自我评价偏低。
对于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来说，与人打交道或许还不如在实验室中对着实验台或计算机自在。而不断对标国内外同行“大牛”的科研人员也很难对自己满意，因此自我评价不高。在低自我评价之中，无论这些人的成就在别人的眼里是多么出色，他们总是不快乐。这种不快乐、沮丧则导致抑郁情绪滋生，从而让他们感觉生命空虚且没有意义。
对此，心理咨询师马骋告诉《中国科学报》：“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高知人群，对于精神层面有更高的追求。但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很容易产生差距，进而让他们对现实不满意。人的焦虑情绪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抑郁则来自于自我否定。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差距越大，人就会越抑郁。”
压力何来？
《调查报告》显示，影响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因素依次是工作、生活、个人和心理健康服务等几方面。
北京某“双一流”高校教授王祺（化名）在看到《调查报告》的数据时，忍不住“吐槽”科技工作者日常工作的不分昼夜、常年无休。他们既需要静下心来做科研工作、写论文；也需要安排学生的工作，有时需要照顾学生的生活；更需要维持与项目组合作单位的关系并处理各种问题；还需要外出参与学术交流，维持与圈内同行的交流与关系……
“我有时一天能开数个会议，会议的参与对象各不相同，有的是领导，有的是同行，有的是学生，以致我有时都会恍惚自己到底在这个会上应该说点什么。”王祺说，“至于家人，我从没有陪我的爱人和孩子出去旅游过，甚至已经很久没有以旅游为目的而外出过了。蜜月之旅时，我爱人背着行李，我背着电脑，在山顶等待日出时还在为项目忙碌。”
压力大、精神紧张，几乎没有时间留意自己身心是否健康。王祺之所以开始注意自己的心脏健康问题，是因为学校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中年教师猝死在工作岗位上；还有一位40岁的同事在心脏彩超中检查出心脏内有肿瘤，并接受了开胸手术，摘除“隐患”。
“不过这位同事没能遵医嘱静养，因为团队中其他同事、他带的学生和项目都离不开他。”王祺告诉《中国科学报》。
王祺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中不是个案。
“科技工作者弹性工作制比例高，但是对心理健康不一定有保护作用。”陈祉妍表示，因为工作会蔓延到家庭、影响生活。“这种长时间的工作与被动劳动不同，科技工作者内心放不下，所以会一直思考。”
这种影响在疫情期间显得格外突出。近期，《自然》发表长篇报道，描述新冠疫情这一年科研群体中普遍的工作倦怠。针对多名美国高校教职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有将近70%的受访者表示在年“有压力”，超过2/3的受访者觉得“疲惫”，与疫情前的年相比，相关比例都增加了至少一倍。
事实上，科研人员陷入的长时间身心俱疲状态，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并被命名为工作倦怠。其主要症状包括：感觉精力耗竭或疲惫；心理上与自身工作的距离感加深，对自身工作感到消极或厌倦；工作效率下降。
“有些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并不是努力就能解决的。比如研究中遇到的难题，除了你自己谁也帮不上忙，这种坐在那里又不知道做什么的茫然和无助感压垮了很多青年科研人员。”王祺说，“成熟的科研人员会更为坦然地面对这种无力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疼，只是他们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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