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原中央台主持人邱启明和他的小伙伴们摊上大事了，与原国足高峰同学被判刑。究其原因，发现很愚蠢，竟然是因为打架。一个明星，一个国足，几个人加起来年龄可能几百岁了，还不让父母省心，竟然还打架、被判刑；更有趣的是，他们是在豪华酒店里与出租车司机打架，只是因为小口角。一群社会精英——最起码是许多人这样认为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事情？
另一个小伙子在火锅店工作，因为他认为受到了客户的刁难，非常气愤的用开水淋了一位孕妇。而小伙子平时一直是一个被同事评价为不错的人。
朋友老王近来几次电话我，说想和我喝茶聊聊天。老王，按照时下流行说法，是一个很牛逼的人，或者说是成功人士：财务自由，资源丰富，从事行业也非常有前景，金屋宝马，精英的典型代表。我猜想喝茶聊天是比较内敛的说法，也许约见的真正目的是因他有些困惑。事情缘起是公司的一个职员离职，这等人事变动照例不会对他这位老板有太大影响，但就因为这件事情，他莫名其妙地找来那位职员大骂一顿。他确实感觉自己的情绪近来有点燥，有次也差点和小区保安动手。
古人云：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灭顶之灾。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以斯文著称的邱启明沦为街头斗殴、有辱斯文之人？又是什么，让朋友老王——一个成功人士与离职下属如此认真计较，甚至差点使用暴力？浏览社会新闻，也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流血暴力事件，都只是因为小事情引发的。比如火锅店服务员浇女顾客开水，四川强悍女司机被打，不让座被打，明星打记者，股票亏损跳楼或者迁怒于家人。
要知道，愤怒是因为恼羞，是内心感觉到无力的表现。一个外人看来如此具备有权力的人，竟然会有无力感。为此，邱启明的所有身份地位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一架的代价不只是50万。更惨重的是，一个充满戾气攻击性的人被赤裸裸地放到了道德的肉案上，只有被人宰割的份，甚至连为自己辩护这一行为，都可能会被唾沫淹死。为何一点点小事情会引发代价如此大的冲突事件？
再看看身边的人，似乎焦虑者特别多，许多人都在说压力大。如果同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任何一人聊天，甚至不需《艺术人生》*的那般煽情，便能感觉到许多人的感受之复杂、情感之丰富根本不会输给任何一位老艺术家。可是，在一个全民焦虑的社会中，一个会无意识被比较和攀比的主流价值观里，我们都会用几乎面无表情的方式去回应来自于陌生人的哪怕是善意。
老师和学生家长关系奇怪，看病医生戴钢盔，苹果手机发布时卖肾，为了一件奢侈品节衣缩食几个月；各种奇葩的交友相亲条件，海天盛筵中的肉欲和奢华齐飞，股票投资宝马成为自行车后上天台等等。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让我感觉到，这其中是有丝丝联系的：似乎总有着什么东西在影响现代人，使人人成为焦虑者。我们不禁要再问：这个社会怎么了？难道真的像许多人对心理医生的调侃那般：心理医生看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病？这个疑问里有着对心理医生的防备和不信任。似乎对于“心理问题”，许多人也非常敏感和防备。
邱启明和老王，以及大多数焦虑的人，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身份的焦虑。
契科夫《装在套子里的人》，很形象地诠释了一个敏感，胆小，恐惧改变的焦虑之人。而我们所谓的社会冷漠、世风日下，也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处焦虑的社会要保护焦虑的自己，保护自己是头等大事。
整个社会的人似乎都感觉到自己是弱势群体，压力非常大，又缺乏一个宣泄压力的口。可压力是从何而来呢？
一个缺少自尊的年代，我们都在他人的眼光里寻找着尊严。而儒家文化中，只有做得很好，被规范和他人评价为好，你才是真的好。
邱启明，他需要自我认同自己的强大，并且要让别人承认他的强大，才能抵消他人对他质疑而产生的尊严缺失感。似乎不对别人做点强势的事情，如果他人不受我的掌控，自己就会在无力的状态中迷失。而在认同精英文化的社会中，我们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们：如果不强大，那就是失败的，并且失败的人不值得同情(很惨)。这是不是也很符合我们中国的家庭教育方式：你不能错，如果错了，你是不值得同情的。
从我们出生开始，就被整个社会评价系统所湮没。最初的评价系统在我们的父母身上就已经启动：你乖就会被人喜欢，而如果你不按照父母意愿，那焦虑的父母就会告诉你：你不好，妈妈不要你了。或者，当我们不够“好”、没有按照父母意愿时，你一定可以看到父母眼中的失望和脸上的冰冷。然后，在儒家文化和孝顺文化中，你连提出异议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是“做错”事情的人，不配；父母大过天，你也只能顺从。要不然，你的父母有种让你顺从的方式，并且全部都可以被解释为：我为你好，因为我爱你。我们被迫相信了，但又给我们的人生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疑惑。
与其说我们带着这样疑惑成长了，还不如说我们是无奈地成长着：我们慢慢开始认同了，慢慢地开始用这样评价系统要求自己，并且将这样的评价系统泛化到周遭的一切。我好，才有价值。这就是精英文化的起始。出人头地，本身就是精英文化的最好诠释。
当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社会系统里的时候，焦虑就成为全民的了。同时，我们也是这样评价系统里的一员，在这样的评价系统里，不好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假如我们被他人评价为不好，那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如果有人质疑我的对错，不管是行为或者言语——当然也包括他人对我的态度——那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那会让我感到特别羞耻。同时我在那样的体系里已经受够了，这让我很愤怒。毕竟，当我体验愤怒情绪的时候，我还有自己，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弗洛伊德将人的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最真实的、人与生俱来的驱力欲望，而超我就是规则、评价、道德等系统，自我是本我和超我平衡的状态。但是在这样的体系里，许多人的自我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了。从此就在以个两面极端的世界里，非黑即白。这样的二元分裂世界非常简单，只要分辨对错、好坏就好。而二元分裂的世界是婴儿对于世界万物的认知模式，但若婴儿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慢慢地就会接受妈妈的不全能、不完美，会意识到妈妈也有自己的事情，也开始能承受因为妈妈不完美无法提供完美照料时自己产生的挫折感。可我们强大的二元分裂评价系统，却使我们许多人都固着在了偏执分裂期，一直没能得到成长，即便外在长成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与婀娜妩媚的女人，内里也一直是婴儿状态，一直保持着焦虑。
人们通常会有两种方式来应对焦虑：一种是去追求控制外在以缓解焦虑感；另一种是通过控制自己来缓解焦虑感。但我们都忽略了最重要的，就是焦虑的内核。搞清了焦虑的内核是什么，才有可能走出焦虑状态。而我们很难在焦虑的时候去面对这个问题。
也许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使用了第一种应对焦虑的方式，就是控制外在事物，也就是外在一切要受我支配，唯我独尊。认知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过这样三条核心非理性认知信念：
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一定要达成重要任务且得到重要他人的认同，否则我就是一个不值得人爱的人！”
二、“无论处在何种情况下，别人绝对要公平地对待我，否则他们就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三、“我所处的任何情境绝对要依照我要的方式进行，立即满足我的欲望，且不会要求我过度努力改变或改善这些情境，否则就很可怕，我无法容忍这些事，我根本无法快乐起来。”
这三条非合理的核心信念，可以演变成为引起焦虑的任何认知。而这一切，来自于我们成长过程中身边的人带给我们的经历或惊吓，或者是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在一个崇尚精英的社会里，在推责和无法自我负责的社会流行文化下，这些焦虑体验似乎只有通过用暴力的方式去保护自己才能舒缓，似乎也只有通过暴力的方式才能维护着自我尊严的存在，也就是“我”的存在，以这样的方式去诠释在精英社会里的我人生的意义。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既要符合主流价值观，又要有独特的自我特征，并且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
总体来说，现代人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人际关系中，被看见和保持自我边界的焦虑；
二、在社会分级中，地位的焦虑；
三、在亲近关系里，渴望被爱的焦虑；
四、在社会活动中，被人评价和认同的焦虑；
五、独处的时候，虚空感和人生意义的焦虑；
六、群体中，归属感带来的焦虑。
在焦虑中，我们会退行，会像是三岁的孩子，期待来自他人对自己的满足，幻想自己可以掌控这个世界，同时无力照顾自己的情绪。当然，也就学会了推责，把一切自己感受到的苦难推给社会和他人。或者学会了孤芳自赏，闭门不出，比如宅男宅女，这一现象现象让人和人的亲密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关键点在于，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病态，相反用自我麻醉和自我安慰的方式去合理化自己。再不济还有许多丰富的“心灵鸡汤”，让自己在成功学里打一次鸡血。许许多多种让自己相对舒服的方式。殊不知这样的舒适，其实就等同于林则徐所禁止的鸦片又换种方式在侵袭这我们的精神世界。
有很多人说，目前国人焦虑，戾气横行，是因为没有精神信仰。其实不然，宗教一直在那里。一个焦虑的退行的孩子，在信仰上也一定是很功利的，我们在渴望着能够一剂神药，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宗教可以是这样一剂神药。这也同时可以解释为何这个社会骗子此般横行，因为我们这个婴儿式的渴望给了骗子机会：你既然要不可能的东西，那我只能骗你。
没有一处外在可以安放我们那颗焦虑的心灵，但我们又如此执著这样做。邱启明把出租车司机当成了安放自己焦虑的舍利塔；老王把员工当成照顾他焦虑的极乐园。在这样外求意识的今天，精英和非精英们似乎还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就像朋友武志红说的，中国人的关系模式是在找妈。可惜，中国的妈妈也一直是焦虑的。所以，离开焦虑的核心就是回归自己。
*写了本书，书中有句话我比较认同：我没成熟就老了。
一个成熟的人，可以面对自己，可以独处，并具备现实检验能力，同时对自己有稳定的认识。
在焦虑的时代，真正的英雄或许是那些可以直面自己，并愿意承认自己脆弱，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但又勇敢成长的自我负责的人。其实，这原本也只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而已。
本篇编辑：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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