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和纯粹个人的焦虑不同——那是在任何社会里都免不了的，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致。
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长期物质生活上的严重匮乏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社会焦虑。但这种焦虑也还有观念上的原因，比方说，现代社会的人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一种线性的进步观，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明天也应当比今天更好，他们的期望值都普遍地提高了，而当社会撕毁了“平等”的幻象，“普遍的贫穷”开始打破，乃至使匮乏者愈加匮乏、富有者愈加富有的“马太效应”开始发生作用，一种差距急速拉大的相对匮乏感就将尖锐地引起心灵的焦灼，而过去“主人翁”的话语也渐失安慰人的精神力量，甚至在一种鲜明的对照中更使人难堪。
所以，
而一种社会的焦虑还在更深的隐蔽处涉及到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他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舞他斗争，帮助他走出生活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话语能够在两千年前吸引许多的人，那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耶稣谈到，不要为生活忧虑，为身体忧虑，为寿数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应当为更重要的东西忧虑。那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忙碌、也不积蓄，尚且好好地活着，而人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人固然有许多的劳苦，但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在一个普遍乐观和盲目自信的时代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后来不堪回首的时期；而在一个普遍心神焦虑的时代之后，却也可能是一个进展最快的时期。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够伟大的活力，以致不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缺失，还能在精神上开始蓬勃地奋起？
本文来源：《西安日报》年4月5日。
周刊编辑：石之/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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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倾听生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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