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禾健康的创始人裴医生收到一位热心的中学教师读者来信,询问一个现象:
“好几个生活中感觉很阳光的孩子,去医院做个测评回来,诊断为中度或者重度抑郁症,药就吃上了。我想知道这个测评系统是国际通用的吗?如果只是外来引进的,文化观点的不同,测评结果准吗?我就觉得孩子一旦吃上药,看着一下就不同了,很担心他们。而且这几个孩子,一旦几次测评下来,就觉得自己头上明晃晃的有个招牌“我有病”。给自己的那种心理暗示,好像所有的事都找到了出口。.....那个测评,真的真的那么准吗?看着那些孩子回来那种被宣判了的感觉,我都好想去测试一下看看。”
这位老师的疑问,其实反映了不少父母,社会公众对精神科和临床心理科工作的疑虑困惑。很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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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问题核心是:
测评结果准不准?质疑的证据是孩子“生活中感觉挺阳光的”。老师比较厚道,不直说不准,而是以文化角度考虑,对西方来的心理测评对中国人的心理狀况准确度提出误判的可能。
除了测评准不准以外,老师还提出:
担心测评结果以及干预手段是否合适?被评为抑郁症的孩子,要吃药,吃药后“一下子不一样了”。
担心孩子被诊断后,会不会遇到什么事都用自己有抑郁症来当挡箭牌,不奋发积极面对了,有了个“我有病”的招牌,给自己心理暗示,什么事都找到出口。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三个问题:
01
抑郁和文化的冲突
首先,我们或许可以先了解一下抑郁症的定义是什么?
中国国內使用的精神疾病诊断系统有三:
美国精神科学会的DSM系统(最新版本第五版)
世卫的ICD系统(最新版本第十版)
和中国本土的CCMD系统(最新版本第三版)
三系统对抑郁症的发作的诊断标准列出在附件部分,读者可对比一下。不知读者观感如何?在我看来,三者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在诊断标准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的专家跟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似乎没有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第二,诊断的人。老师信中没明确说明,从信中看,孩子就读于国內,医院也好像是在囯內,我们可以推测,诊断医师是中国人的机会非常高。
一个中国医生,土生土长,每天接触大量病人,对本土的文化特质应该是了解的。有这样文化水平的医师,在诊断上,即或如遇文化不适合因素,应该会调整问诊方式的。
对此,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去质疑一个在中国受训中国行医的医生,会完全不考虑求助者中国人的文化背景,而将一个可能完全不合适的诊断标准去生搬硬套在求助的同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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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更深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心理疾病呈现方式,是否和西方人不同呢?
这个,当然有可能。而且,也有文献报道过。早年的一位美国学者,年湖南医学院访谈了个样本,发现在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神经衰弱诊断,是受到当时社会文化影响——为避免受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危险,以致对抑郁情绪感受多以躯体化病征表现和主诉。
于是,该书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如何解释自身的疼痛与绝望处境,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
依书中作者的看法,不同人群都会有抑郁、心理痛苦、无力、绝望感,但社会文化差异确实可能使其表达方式迥异。
在当年受访的中国人中,他们的心理疾病表达倾向,更倾向于即使有抑郁,也不会明说,以至诊断人数较少,而不是没有抑郁却被误诊出有。
这个现象,在近年逐渐改变。据中国的《抑郁症患者群体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有近万,患者年龄占比近五成为18到25岁。说明起码年轻人比较愿意明说自己的心情和抑郁症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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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如何解读“微笑抑郁”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解释孩子看上去正常,却有中/重度抑郁症诊断这个现象呢?
我的想法是:人们对自己抑郁的一面,是不会轻易让別人,甚至全班全校师生看到的。老师的身份,如同父母,往往让孩子,尤其青春期的,难以安心呈现自己脆弱的一面。大家都看到时已经是全线崩溃了。
读者们也可以扪心自问,自己很难过痛苦时,愿意让所有同学、同事、家人知道吗?会一不高兴就呈现出所有失败感、软弱无力感、无自信无自我价值感出来吗?尤其是给父母看、老师看吗?
《抑郁症患者群体调查报告》中,18-25岁受访者认为致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为:原生家庭矛盾的不可调和,和学业职场竞争下对自己感到失望。
这个调查发现,似乎也可以解释老师看到的现象:家庭矛盾不一定在校内明示,在学业竞争下对自己失望,即视校中同学为竞争对手,估计也不愿在对手面前表现低落?
另外一个能更为大家听过的说法叫微笑抑郁症,或叫阳光抑郁症。这个不是正规的诊断标签,但是颇能说明。一个面上看上去比较阳光的人,也是可能有抑郁症的。这个现象,怡禾心理的老师们曾经介绍过微笑抑郁症,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怡禾心理过往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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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想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大家都可能挺熟悉的案例,以前中国香港地区著名的演艺人士张国荣,近几50岁的“高龄”,依然俊朗帅气,哪怕是公开出柜,还是有很多女粉丝对他不离不弃。刚做完世界巡回演出,赚了几个亿,却突然间纵身一跳,撒手人寰,社会愕然。他就是明显表现阳光,抑郁症很重的公众例子。
03
凭什么孩子会信任心理医生?
在这里,读者可能会问,如果父母老师这么熟悉的人,都难以得到孩子的信任。凭什么医护人员初次见面,孩子就肯倾诉心事呢?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原因。笔者推测:主要的原因是,接受咨询的孩子,他已经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想说说心里话了。
事实上,更多的孩子,哪怕父母师长想让他们去求诊,他们是不愿意见医护工作人员的。所以当看到孩子愿意跟心理工作者交谈的时候,不一定全是心理精神科的功劳,和孩子在那一刻想说话是有关系的,而这成果,往往家长老师有很大的促成作用。
当然,医师心理师让孩子说说心里话,还是有些“优势”的。一是他跟孩子的关系是纯粹的,就是医患。在医患关系里面,尤其是心理科,有两个设置/原则特别的重要。但这两个设置往往父母老师很难做到。
一是保密原则,就是孩子跟医护人员讲的话,除非要出现重大事故安全隐患,不然一般的话(通常会先跟父母协商,得到父母同意)会保密,即使是对家长。这样,孩子就能够有一个安心的空间,去探讨,不需要担心他讲的话,被传出去。
第二个设置叫无条件接纳不批评原则。在心理或精神医学咨询开始之前,专业的工作人员会明确的告诉孩子,无论他讲话当中谈什么内容,呈现什么样的情绪态度,他都不会被批评、指责、嘲笑。
工作人员的工作位置是不去批评评论他,而是尝试去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尝试了解他经历了什么事,帮助来访者尽可能达到他希望的治疗目标。
通过这些原则设置,和医患关系的定性、纯粹性,让来访者就是孩子得到在日常生活中不易有的一种安全感,让他知道他平常可能有话不敢讲的顾虑,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得到保护,尊重,而且是很明确的保证。
再加上专业人士多年训练的精确共情能力,会让来访者容易产生产生共鸣感,还有对心理困扰的种种熟知。这些或也会增加当事人愿意开放,且更有信心多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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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什么是正确有效的治疗?
说完评估的准确性,文化差异可能引起误判可能性,和表面看上去和诊断结果有比较大落差的可能原因以后,我们现在继续回答老师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