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山）
在电脑上敲下这个标题时，已经到了戊戌年腊月二十九。我独自坐在长安城的家中对即将迎来的己亥年逐渐消磨殆尽了从前那份期待与兴奋，这并非完全是来自恶臭文艺女青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当“为了过年而放假”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为了放假而过年”时，注定已然无法再贪心以年节为契机获得如曾憧憬的那般快乐。
但，年，还是要过的。即便那头名为“年”的怪兽早已化身为不同形态偷偷藏匿进了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角落。
对我爷爷来说，他即将面对的“年”，便是不得不来西安市和我们一起过年这件事。
以“团圆”为主题的春节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以至于“春运”现象每到年底就会被许多媒体以“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作为标题进行报道。然而，在特定节日里人类的对团圆的需求，以及与“城市化”千丝万缕的类似“春运”的行为方式也远不止存在于中国。美国作家J.D.万斯（J.D.Vance）的传记作品《乡下人的悲歌》在以“寒门精英”的视角回溯自身在城市与乡村间穿梭的生命轨迹时，提到了那条充满隐喻意味的“乡巴佬公路”。他这样写道：“如果读者想要更多的证据，就请在感恩节或圣诞节的后一天到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任何一个北向的公路上看一看，基本上每辆车的车牌都是来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或密歇根州。这些车都装满了回乡过节的乡下人。”同样，关于“春运”、“过年”、“返乡见闻”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中也已经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以上啰里吧嗦的一大堆赘述完全来自一个中文系女博士生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形成的一种不自知的专业毛病，然而，这篇文字的初衷并非文学评论、更非社会学调查报告。
作为在大学里长大的孩子、并一口气读书读到25岁，这样的生命历程能够让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以鸵鸟的姿态成长着，也看似暂时躲开了一些同龄人不得不直面的一地鸡毛。可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对“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是今天的我？”、“我的能量应在何处释放？”等问题产生的疑惑越来越强烈时，过年，为我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另一个视角。
（家乡的夕阳）
我是这个家的第二代城市居民。
20世纪后半叶，恢复高考的十年后，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几行字让我爸成了家族的第一代城市居民。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他，那行户口本上的字儿也已经改了三十多年。至于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他的名字在和我们的那几行字儿不一样的另一个户口本上。许多年前老爷子就对合并户口本这件事表现出坚决拒绝的态度，对他而言，换了户口本，就意味着要面临失去他耕作了大半辈子的那二亩地的风险。
虽说名字在不同的户口本上，但终究是血浓于水的亲人，过年，还是要团聚的。
然而真正令一个家的两代人产生矛盾的地方在于这个团圆的地点究竟是该选在哪代人的户口所在地。
年之前，每年和父母的春节活动路线与当下的绝大多数爆款“返乡体”文章吻合，在西安市与富平县金粟山下的小山村、这两个拥有巨大反差的空间穿行，西安的“我”和过年期间在金粟山下的“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格。然而，被现代都市生活已经驯化的父辈与我最终在我22岁时从身心上开始向城市的一切便利妥协。
于父辈和我而言，即使仍旧属于关中地区的渭北山村，在腊月里还是会以其不够便捷、甚至显得落后封闭的生活方式狠狠地教训着我们这些平日里在城市里被机器与信息惯坏了的现代人。每年旷野的风会在我的手和脸颊上留下一涂护肤品就会蛰得生疼的细纹，天呐，那哪里是细纹？那是家乡的风变成刀子后割在脸上的伤口；没有暖气的农村让怕冷的妈妈过年期间就变成了一只躲在炕上瑟瑟发抖的鹌鹑；小时候的腊月里，每次使用村里的旱厕时，我都会疑惑世界上有没有“滴尿成冰”这件事。至于洗澡，就更是一个过年期间的幻想了。
于是，从身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与感知力来看，在确定了父辈几乎已经成为正儿八经的西安人之后，我爸和二叔以西安更暖和、过年更方便为由决定把过年一家团聚的地点改为西安城。那时距离他考上大学第一次来西安城已经过去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我爷爷有三个孩子，爸爸和二叔在西安工作，并严格落实“计划生育”*策，让我只有一个被我从小揍到大的堂弟，如今堂弟也在西安有了稳定的工作。姑姑出嫁在距离爷爷奶奶不远的地方，也为我的生命里增加了两个表弟。网上曾流行过一个段子：“每个有哥哥的妹妹都会变成娇滴滴的小公主，而每个有弟弟的姐姐都会变成非常暴力的疯婆子”，大概我现在还单身的原因和我已经历练成疯婆子的三次方有很大的关系。不好意思扯远了。所以说，即便遵循家庭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过年团聚的地点从乡下的老家改为西安市的我家，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年的2月，我们全家终于实现了第一次“进城”过年这件足以在家史中被记下一笔的里程碑事件。平日里的节假日，都是我们返乡探望二老，爷爷奶奶经常以院子里的花需要浇水、果园里的草要除等借口为由拒绝来西安小住。那年来西安城过年的第一天，刚进我家门，有暖气的室内超过25摄氏度让里三层外三层的爷爷奶奶直接出现了热到近乎快晕厥的症状，只是低头换了双拖鞋，额头就开始蒙上细细的汗珠。我爸派堂弟带爷爷去感受城市，我弟带我爷爷体验了坐地铁活动。回来之后，我爷爷非常兴奋地用最地道的渭北方言告诉我：“城里年轻娃好滴太，一上地铁就给老汉让座！”我弟用非常无语的表情悄悄告诉我，爷爷一路都在问他修地铁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土，会被运到哪里。
（爷爷奶奶第一次在西安过年的除夕夜里堂弟发的朋友圈）
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即将共同迎来在西安城一起过的第四个春节，我才逐渐回忆起过去三年里一直被我忽略的那些细节，那些爷爷对在西安过年这件事所产生的焦虑。起先我并不在意他的抱怨，并想当然地觉得这是作为曾经的“一家之主”、如今“决策权”正在逝去的老人家通过决定在哪过年这件事上“怒刷存在感”、找回属于一家之主的权威。再后来，每到年根，他都会提前打电话“扬言”：“今年我打死都不去西安过年，你让你爸把你奶奶接到西安过年！”甚至我奶奶还悄悄给我打“你爷不识好歹耍人来疯哩！农村多少老人想去城里过年，人家子女还不接呢！”平心而论，奶奶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总能让她很快适应城里的生活，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