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与新农村建设
靠吼、交通靠走、生产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状态还没有改变。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我国城乡差距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明城乡分配机制有其特殊之处。我以为，我国的城乡差距扩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存在着劳动力过密的农业与低成本的城市工业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这种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大，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农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动的耕地，单产也因自然属性不可能无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决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长的能力有限。尽管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是与土地密集型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竞争力较弱，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生产工业品具有竞争优势。在城市，劳动力可以从一个岗位向另一岗位移动，工资可以事先以合同谈判的形式加以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在技术成熟和组织管理有序的情况下，生产工业品比生产农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个人回报远高于农产品生产的回报。在生产要素可流动的情况下，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到城市工业部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其次，城镇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市正规部门可以是*府部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机构，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头小贩、小商人。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具有进入容易、依赖个人资源与努力、家庭所有、小规模作业、劳动力密集、竞争充分等特点，最重要的还在于其游离于*府福利与制度体系以外。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市场化中被严重压低，而正规部门的收入较高。另外，尽管农民工进城获得了相对农村高得多的报酬，而其在城镇就业中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个人劳动收入。
再次，存在着城市对农村利益的*策性和非*策性转移。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被压低购销价格，造成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强制性低价征地行为，造成财富的二次转移；多次有利于农业的粮食价格上涨，都被城镇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增加工资、增加补贴的类似*策抵消；农民进入城镇择业的过程中，还经常面对城镇各类执法部门的不合理收费与罚款；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无理克扣和拖欠。
新农村建设与构筑新型城乡关系
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规律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领域。在城乡关系上，库兹涅茨曲线的基本涵义是，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会出现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和高收入的现代工业部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加大，在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在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持续减少和*治影响不断加强时，这种趋势会扭转，出现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状况。
尽管库兹涅茨曲线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度为不少学者所推崇，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现实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变模式。１９７３年，阿德尔曼和莫里斯研究了世界上４３个国家占全国人口６０％的最穷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的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最富的人越来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收入都减少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针对这一发现，他们提出要实行增长前的再分配战略。阿莱西纳和罗德里克在对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５年所选样本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会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通过对１８个发展中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工农之间贸易条件与*策的不平等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５年，１８个样本国家因为工业保护与宏观经济影响，带给农业的间接税加上直接税，使农业的总税负水平达３０％，而在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０年，经济干预的净效应平均达到农业增加值的４６％。哈克指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大多数人自动分享到增长的收益。他甚至质问，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仅仅靠市场机制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利普顿在１９７７年出版的《为什么穷人依然穷》一书中指出，“偏袒城市”的*策，使得“在城市和乡村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反映出城市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
各国发展的历程都表明，在起点不公平基础上由规则不公平带来的失衡严重的收入分配格局，会约束经济增长的有效空间。不难想象，贫富悬殊的城乡收入分配机制，会造成处于低位的社会阶层的不公平、触发社会的不稳定甚至降低企业的投资愿望。同时，会使城镇富裕阶层的收入不能及时消费出去，也会使农村贫穷阶层没有能力消费，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合理消费规模，使消费引导经济持续增长与合理配置资源的潜力得以削弱。要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调整和*策上的完善。基于缓和城乡矛盾和促进农村发展，托达罗曾经系统地阐发了发展中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和过度不平等的四类*策：一是通过设计用于改变相对要素价格的*策来改变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过财产所有权的逐次再分配改变规模分配；三是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来改变高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四是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和*府提供物品和劳务来改变低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
价格调整、产权变革、税收改变和转移支付，是改变城乡关系失衡状况、促进农村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合理*策体系。从我国的实践看，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可以形成比较的是，我国台湾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土地改革，也带来了同样的变革效率。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和９０年代前期对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都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但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改变城乡关系的*策实践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渐渐减弱。农业税减免带来的粮食增产效果明显，但由于从事农林牧渔业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比重下降，粮食增产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国家相继推动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策，除了退耕还林*策外，诸多区域*策偏重于解决省与省、城市与城市之间中的矛盾，*策的受益区域也偏重于城镇，城乡差距因而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在此基础上，启动新农村建设十分必要。
在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结构改善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但城乡差距扩大且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削弱城乡差距的情况下，站在以民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城乡发展的高度，提出两个趋向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是中央做出的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策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薄弱的农村切入，将*府的公共*策由城镇延伸到农村，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对广大农村进行经济扶持，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产与生活，让更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农村建设*策是一种援助性*策，并不改变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基本进程，更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发生了转移。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整个经济活动还会继续保持以下三种发展趋势：国民经济产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源多样化，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得以维持。
作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补充，从协调城乡关系、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发，也应积极疏通城镇化渠道，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镇的正常发展秩序。要放宽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限制，增加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打破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进入正规部门开一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效率；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完善属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实行非歧视性*策。一旦进城农民接受了城镇的各种社会保障，要以放弃农村的耕地等资源作为交换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城镇产业和制度建设的两个方向：一是提升城镇产业结构层次。要使多种产业和谐发展并优化产业结构，在保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运输、商业、金融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在产业多元化发展中，拓展城市就业空间。二是逐步改变城镇收入分配机制。城镇低收入和非正规部门就业基数的增加，将增强这些劳动人口在*策方面的谈判能力，促使城镇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改变造成城镇内部收入不合理扩大的*策和规则，并促使*府课征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等税种，调节城镇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立足农村发展、着眼农民致富，目的是构筑新型的城乡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一定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削弱城乡之间的*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实行对农村的援助性*策，体现维护社会公平的*府意志。前一方面的*策尊重市场规律，服务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流量”，注重通过体制和*策的改革来冲破城乡壁垒；后一方面的*策注重弥补市场缺陷，服务于广大农村居民的“存量”，强调对农村发展的扶持。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
钱纳里等人通过对多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发现，在城镇化比重达到７５％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够相对稳定下来。我国的农村人口规模十分庞大，很难设想城镇人口达到７５％的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渐强。假设我国达到城乡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为６５％，而人口总规模稳定在１５亿的水平，届时农村也还有５亿多人。这５亿多人依然面临由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需要*策扶持。可见，新农村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对农村的援助性*策，一定会起于现在，延续于未来。尽管未来各个时期*策的方式有差别，强度有不同，但援助性*策将贯穿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从国内外*策实施的轨迹看，*府的援助性*策通常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是负效应。在这种状况下，*府的援助款项被截留或者挪用，由*府资金建设的工程成为劣质工程，*府援助*策使民众产生更强的援助型路径依赖，减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种是正效应。就是*策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和社会各界自主发展的积极性，社会投入相应跟进，地区的主导产业得以强化，农民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更多的农民融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乡经济差距与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为实现第二种目标，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信息公开透明、资金下达严格、监督机制健全、激励约束规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农村建设的长远规划，分步骤、阶段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要注重产业发展。随着*府提供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逐渐弥补公共设施缺口，未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会转移到增强产业竞争力上。世界上的现代农业有两种方式：在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采取机械化模式，发展规模化农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更多地采用高产良种和化肥等，增加单位面积的产出量，以减轻对土地的依赖。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１．４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４０％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都在７０％－８０％。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技术创新与优化结构相结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强新品种、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大力增加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根据我国各地的不同特点，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各具特色、能够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群。沿海地区农业应该把握国际市场的动态变化，调整和优化种植和养殖结构；土地相对密集型区域应该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粮油等农副产品的主产区；具有气候和土壤特色的区域，应该发展具有地方优势的特色农产品种植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和集中度；具有资本优势的区域，应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立以特色加工工业为基础的专业镇和专业村；人口密集区域，应该注重面向城镇市场变化，发展劳务输出。
新农村建设要关注村镇建设。要明确界定国家、社会、农民家庭各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建设范围，形成推进村镇建设的合力。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国家投入效率约束和农民家庭预算约束两个方面的要求，不造成*府投入的浪费，不增加农民的负担。在普通村庄，要综合考虑到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趋势和符合当地收入水平，注重产业区、住宅区、学校、供排水、道路、水电、燃料、电信、消防、垃圾处理等设施的布局；在新建住宅设计中，向农民提供与其经济能力相适应的经久耐用、美观大方、符合村容整洁要求的建设方案；要明确*策导向，推进空心村庄实心化、实心砖材空心化，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对于松散、零星的村庄，可以根据有利生产、便利生活、群众自愿的原则，引导居民向小区集中；在条件具备的区域，应结合各地专业化发展和发挥集聚效益对劳动力的需要，引导村民自愿向中心村、建制镇、集市镇集中。可见，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有一致之处，既鼓励农民异地城镇化，也鼓励农民本地城镇化。
新农村建设要培育新型农民。要积极面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及时了解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信息，不断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培训方向，做好劳动力的转移和输出工作。既要重视研究城镇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使受教育培训的劳动力有序转移；还可以将经过技能培训的劳动力输送到带有土地密集特性而现代农业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开放中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更好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