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缺乏有序的社会治理
作者：秋风，学者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机构日前发布了一份《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宣称内地京、沪两地的现代化指数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北京、上海真有这么发达？报告的依据是两次现代化理论：1960年以前的200年是第一次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1970年以后的信息化、知识化、国际化进程，则被定义为第二次现代化。只要达到发达国家1960年的各种指标，就算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再看具体的测量指标，有人均GDP、购买力、城镇人口比例、大学普及率、婴儿存活率、互联普及率、知识创新经费投入、城镇人口比例、人均能源消费等18项之多。这正是各地*府相互比拼的指标。说起来，北京、上海以及广州、重庆等大城市，这方面的指标确实不会太差，*府本来就一直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但是，这个指标体系似乎缺少了点什么―――它不过是一个物质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而已。对物质的崇拜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尤其是在19世纪物质财富出现快速增长以来。但是，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是果而不是因。物质财富之所以从19世纪起快速增长，仅仅因为，人类发现了高效率地创造物质财富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个人自由与市场机制，工业革命或者什么浪潮，不过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而这两者又共享同一个基础：宪*制度。因此，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可能只有一个指标，那就是一个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了宪*制度。当然，从后发国家的位置上观察，发达国家最眩目的东西是其物质财富及物质力量。因此，自接触西方、开始现代化以来，中国人长期关注的主要是现代技术与工业。后来专注于“生产力”，人们期待着中国的工业革命、信息化、金融体系现代化等等。事实上，后发国家在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也确实享有“后发优势”，可以搭发达国家的便车，利用其积累的知识，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跨越式发展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自法国以降，包括德国、日本、俄罗斯、拉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经历过非常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挫折，中国同样经历过足够多的挫折。因为，后发优势十分容易诱致“后发劣势”―――这是已故杨小凯教授特别强调过的概念。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可以迅速现代化，但制度变革滞后，则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会放大旧制度的祸害。举例来说，在传统体制下，*府的权力不受限制。但是，彼时*府权力的范围比较有限，所以民众所受祸害终究较小。现代化过程意味着*府权力大幅度扩张，此时权力不受限制，其危害就会严重得多，并使社会陷入严重危机，甚至出现秩序崩溃。中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几番面临这一问题。仅以过去十几年为例，高速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工业扩张过程，固然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财富，但这种财富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现代化过程也在制造社会紧张乃至冲突。能否化解这些紧张冲突，取决于社会推动制度变革的意志，取决于变革的进展速度是否能够快过紧张冲突累积的速度。不去谈论这些较深层次的问题，南方突如其来的雪灾就已经显示了一个不均衡的、制度基础严重滞后的现代化过程的内在困境。工业化要求并且确实也引发了人口流动，但是，那些为经济增长作了重大贡献的人却始终是“外来”人口。他们不能享有迁徙的完整权利，被迫与家人分离。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恐怕与这一点有关。大规模人口长途奔波回家过年，造成春运难题。但究其实质，春运难题是农民工权利匮乏的产物。各地*府救灾动员的滞后、凌乱，同样是现代化失衡的产物。现代化需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基础设施体系，支持这一体系的技术与经济力量不难获得，但是，如何管理这套体系，却显然涉及*府治理机制问题。另一方面，忽略制度变革的现代化，甚至摧毁了本来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救灾机制。在传统社会中，面对这样的灾害，诸多民间组织，比如教会、宗族、行会、同乡会等自治性组织必然会闻风而动，及时动员社会资源，参与救灾。但现在，这一自治性组织体系瓦解，或者受到抑制，无从正常发育。仅仅谈论、关注物质现代化，而有意无意忽略支持社会良性运转的制度框架是愚蠢而危险的。人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其实从来都没有变化：亚里士多德曾说，不论城邦、个人，其最终目的都是幸福。而幸福主要关乎优良治理秩序，与物质财富并无直接关系。考察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惟一重要的指标是治理秩序之改进程度。惟有在优良治理秩序下，创造财富的过程才对个人和社会有净收益，财富才有助于幸福。
(本文来源：南方
作者：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