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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焦虑
实际上，我们似乎是在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焦虑。我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最常见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使我们感到受折磨的情绪之一。经历过极度焦虑的病人会告诉你，他们情愿去死，也不想再有那样的经历。并且，焦虑情绪中的某些成分可能格外令人无法承受。其中之一便是无助。一个人可以积极勇敢地面对巨大危险，但是，焦虑状态下，一个人会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孤立无助。对于那些将权势、支配、掌控全局视为理想的人，展露出无助是令人极其无法容忍的。他们厌恶给别人留下这种明显反应失当的印象，因为这是软弱与胆怯的表现。
焦虑中的另一个成分，即是明显的非理性。在某些人看来，被任何非理性因素操控都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感觉将要被自身内部的非理性抗拒力所吞没，因而不自主地训练自己严格地服从理智控制力。因此，他们不会自觉容忍任何非理性成分。除了个人动机之外，这种行为反应还涉及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强调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并把非理性或与之相关的东西看得低级粗劣。
在某种程度上，焦虑的最后一种成分与此相关：非理性焦虑是一种隐谏，警告我们自身某方面出了问题，因此，自我彻查是一种挑战。并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视其为挑战，它无疑确是挑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点。没人喜欢这种挑战，再没有比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更让我们抗拒的了。然而，更让人绝望的是一个人感觉被困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迷网中，他越是坚信自己的错觉，认为自己在每件事上都是正确完美的，越是本能地排斥任何他有错或需要改变的暗示，即使是间接或隐晦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逃避焦虑的主要途径：合理化；否认；麻痹；回避引起焦虑的想法、感受、冲动和情境。
第一种途径是合理化，该种途径是逃避责任的最佳注释，它将焦虑变成合理的恐惧。这种转换，如果不考虑其心理价值，几乎不具有任何益处。一个过于焦虑的母亲无论是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的恐惧，说起来总像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然而，我们可以以无数次的实验结果告诉这个母亲，她的反应不是合理的恐惧而是焦虑，表明她的反应与现实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她的反应带有个人因素。而她的回应则是反驳这种实验结果，并竭力证明你是完全错误的。玛丽不就在幼儿园得了这种传染病吗？约翰不是爬树摔断了腿吗？最近不是有个男人用糖果诱骗小孩吗？我的行为难道不是纯粹出于爱和责任吗？
一旦见识过这种对于非理性态度的强力辩护，我们就会确信这种防御态度之于个体有着重要的功能。对于这种情绪，这个母亲感觉自己应当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她为自己的高标准感到骄傲，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懦弱。她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正当且合理，而不是出于某种非理性的情绪。她没有意识到并坦然接受改变自我的挑战，而是将责任转移给外界，从而回避自己的动机。当然，她不得不为这种短期利益付出代价—深陷于自身的忧虑而无法自拔。尤其是孩子也会为此付出代价。可是她并没认识到这点，说到底她是不想认识到这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坚信自身没什么需要转变的，并设法从这种坚持中获得好处，但其实那些好处只能借由转变自身来获得。
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认为焦虑是合理恐惧的倾向，其内容可能是害怕分娩、疾病、误食、灾难、贫穷等。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途径是否认焦虑的存在。其实这种途径只是否认焦虑，把焦虑排斥在意识之外。这时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如生理上的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腹泻、呕吐等，以及心理上的焦躁不安、冲动或麻痹等。当我们害怕和觉察到恐惧时，我们也许会面临所有这些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也许会面临其中某一些反应。我们需要借此释放被我们压抑着的焦虑。对于后者，个体对自身处境的全部认识，仅限于一些表面的事实依据，如在某些情况下尿频，坐火车晕车、盗汗，但始终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
然而，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或尝试克服焦虑，也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很像正常人的应对方法，我们靠视而不见来逃避恐惧。最熟悉的例子是，一个士兵克服恐惧并做出英雄的举动。
神经症患者也会有意识地决心战胜焦虑。比如，一个女孩在青春期来临之前一直饱受焦虑—尤其是关于入室偷盗—的折磨，于是她有意识地决心无视这种焦虑，其表现诸如一个人睡阁楼，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大房子里踱步，等等。她给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这种态度的几处变化。有一些情境其实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她每次都勇敢面对。有一次她半夜听见花园里的脚步声，便走到阳台问：“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消除了对强盗的恐惧，但是，由于引发焦虑的根源并未改变，持续存在的焦虑所带来的其他后果必然始终存在。她依然孤僻、羞怯，自感多余，没法着手从事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