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说家来说，陷入创作瓶颈是最为痛苦和焦虑的，并且近乎无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作家孔亚雷一直被笼罩在这种焦虑之中，直到一张老照片的突然出现，为他带来了创作《李美真》的念头。
不久前，作家孔亚雷做客看理想电台。聊起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李美真》，孔亚雷说，这部长篇就是焦虑的发明，焦虑的结果。
《李美真》
孔亚雷著
单读丨铸刻文化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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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孔亚雷：《李美真》之后
对谈：孔亚雷x颠颠
这部长篇就是焦虑的产物
颠颠：亚雷老师您好，上次我们见面是快两年前了。和年咱们那次见面相比，这次感觉您的状态很不一样，整个人明显放松了好多，不像上一次看上去很有心事。当时采访您，聊您在莫干山居住的那些事情，但是明显感觉您好像另一半大脑分出去在想小说的事情。
孔亚雷：对。你是在18年11月份来采访，我是10月份开始写《李美真》。你不知道刚开始写长篇有多可怕，用著名的美国女作家欧茨的话说，刚开始写一部长篇，就像让你趴在地上用鼻尖推一颗花生米。我觉得这个比喻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颠颠：太妙了。
孔亚雷：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要趴在地上用鼻子尖去推一颗花生米，刚开始写长篇就是那么难。像我这种写法更加难。我特别喜欢大卫·林奇，今天还穿了一件《双峰》的T恤过来。大卫·林奇是一个典型的依靠直觉的创作者，不写剧本而且拍摄期特别漫长，和王家卫一样。
颠颠：很折磨演员，也很折磨自己。
孔亚雷：其实更折磨自己。村上春树也是这样，这是村上春树最典型的写作特征之一。他在多次访谈中提到他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东西，而且他觉得这会赋予小说一种悬疑、动力。我觉得确实如此，这也是我自己写小说的一个感受。但这种写法很危险，就像高风险投资一样，风险越高，投资收益就越大，越安稳的投资——比如存到银行——利率是越低的。我觉得写作也是如此，这种风险在于有时候你会状态不好。打一个比方，你要接收一个特别神秘的电台，这个电台只有在你状态非常好的时候能收听到，里面包含的信息非常美妙，那不是人间的信息，那是来自于上天的信息，而且会带给你巨大的收益，不管是心灵上还是别的方面。但这要在你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而且还要看运气，很有可能你听到的就是一堆吱吱喳喳声。而且在这个商业社会的要求下，你不得不拿出那些吱吱声，要把它制作成一个产品。
颠颠：对，然后放在里边。
孔亚雷：尤其是你特别有名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把你的吱吱声当成一种艺术，只有你的内心可能知道它是有问题的。
颠颠：知道它是不堪的。
孔亚雷：这就是风险所在。但你也有可能遇到极美的东西，如果你不一直这样坚持去收听这个电台，你可能永远接收的就是“华文音乐网”，“流行音乐榜”或者汽车电台。
颠颠：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心态，对自己有某种自信，不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孔亚雷：我刚才提到了运气跟个人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意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的能力，能力非常重要。能力来自于哪里？在我看来每个行业不一样，至少对我这个行业，我觉得就是读书、听音乐、看电影，而且主要是名著、古典音乐、老电影，当然有一些新的东西也很棒，也要吸收一些，但不管怎么样你得不断地提高自己。朋友说我已经老了，我也不怕，我就没办法想像把巴赫跟嘻哈放在同一层次上，但有人真的会这样想。有人就很喜欢嘻哈，觉得嘻哈比巴赫还伟大，这也很正常。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世界没有标准，这也是我非常不认同的一个说法。我始终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有标准，并不是嘻哈不好，但是不能把巴赫跟嘻哈放在同样的地位，我无法认同听一年的嘻哈跟听一年的巴赫对你的心灵的滋养一样。
再回到捕捉的能力，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要靠直觉。所有领域的优秀的人都会认同我这个想法，不管是开饭店的，做投资的，做出版的，特别是达到越高境界就会越认同我的观点，即直觉在最后决定中的重要性。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分析报告，不是报表，不是这本小说的编辑对你的要求，也不是市场的要求，一切都取决于直觉，这个直觉来自于你自己。说白了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灵魂，你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产品。我写《李美真》这部长篇是“焦虑及其所创造的”，这个句式是化自于保罗·奥斯特的一本非虚构的回忆录，叫《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这部长篇就是焦虑的产物，是焦虑所创造出来的。
颠颠：好像您更忠实地把这个过程给记录了下来，但是以一种小说创作的方式。孔亚雷：对。这个小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小说家K，也就是我自己的化身，他既是我又不是我，跟我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小说家K在写一本叫做《李美真》的小说，这是一条线，即他在现实生活中写这本小说过程中所遇见的各种人，发生的各种事。第二部分平行推进的就是这本叫《李美真》的小说本身。
我第一本小说写于年，我决定写《李美真》是年。那已经13年过去了，这13年我真的处于极大的焦虑之中，导致了各种精神到肉体的痛苦。你知道现代人的那种亚健康，也查不出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就会莫名地病痛，而这种病痛完全是心理造成的，焦虑造成的，真的是备受折磨。
颠颠：年之前，您已经逐渐在做翻译了？
孔亚雷：对。我一边煎熬地写小说，一边从事文学翻译。我对中国文学一直不满意，就开始看外国文学，然后渐渐地开始看原文。看原文也很有奇效，我记得第一本看的英文小说是保罗·奥斯特的《神谕之夜》，是陪我太太待产的时候看的，现在我儿子已经上高一了。孩子生出来之后，我花很多时间带孩子，汉语读物读不下去，但是读英语好像可以，因为英语是一句一句读的，大概十分钟可以读一句。就在那时候我读了一些英语小说，震撼于英语的那种语感，特别是保罗·奥斯特。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每个英语作家的个人风格都很强烈，你一读就知道这是保罗·奥斯特，那是詹姆斯·索特。后来翻译其实是为了写作，因为翻译是最好的精读，是一个词、一个字、一个标点地去读。你会注意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大作家都曾经做过翻译，鲁迅、村上春树都从事过翻译，甚至连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也做过翻译。歌德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只有你懂得另外一门外语，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你的母语。”不过我年开始写长篇的时候发了一个誓，这10年我不翻译，要专心写小说，10年之后再翻译。很有意思的是，我发完誓的第二天就接到一个电话，有人邀请我10万块翻一本很短的书。我跟他们开玩笑说，难道有翻译之神跟小说之神来争夺我吗？后来考虑半天我还是拒绝了。
我这辈子一定要为这个女人写一本小说
颠颠：你一旦树立一个更大更高的理想，其实要做好一种为此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因为你有理想，不代表美好就会向你扑面而来。
孔亚雷：这就是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鸡汤。鸡汤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好像它可以立刻实现。它的实现非常艰难，难到你难以想像。而且所有的价值，所有的美妙，所有的回报，都隐藏在这艰难之中了。没有这个艰难，什么意义都没有，什么价值都没有，没有意思。
颠颠：创作《李美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孔亚雷：事情要从一位叫林恪的荷兰汉学家说起。他当时正在把《红楼梦》翻译成荷兰文，深受折磨。他很喜欢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就发邮件说想把它翻译成荷兰文，我们两个人就认识了。后来那个短篇小说也发在荷兰的一家老牌文学杂志《向导》上，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迷幻，在一个迷幻剂合法的国家荷兰用《向导》这个词。
▲林恪，荷兰汉学家，生于年，年开始在南开大学留学，译出了多部重要的汉语小说，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毕飞宇的《青衣》等。他每年都会到中国来参加国际版权会议，年9月份我们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他的个子很高，温文尔雅。因为他还是《围城》的译者，我们俩就约着一起逛了潘家园，想找《围城》的初版。我在路过一个旧书摊的时候，看到他们也在卖些老照片，我突然看到一张斜眼的女子的照片。那个女子长得非常中性，一开始都分不出是男是女，但显然是清末的时候那种照片，因为她扎了一个髻。诡异的是，她一只眼睛斜得非常厉害，她的表情极其超然，宁静又肃穆。
我一下子就被那张照片给迷住了，突然我周围的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我跟那张照片，我就拿起那张照片呆呆地看着。我就问看旧书摊的那个小伙子照片多少钱。“块，”他笑着说，特别憨厚，显然是刚开始做生意。块钱显然超过了我的预期，因为我这么穷，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收入，而且这只是一张比较好的高仿复制照片，但我的眼睛根本离不开那张照片，像傻掉一样。然后我就对旁边的林恪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一定要为这个女人写一本小说。
颠颠：这是一个多么小说家的场景啊。
孔亚雷：对。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以后小说封面就用这张照片，都不用设计封面了。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摊主小伙子的笑容如此憨厚，以致于我勇敢地拿出了手机拍下了那张老照片。林恪还在旁边说了一句，说这样也可以做封面了，挺清楚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下决心要写，因为我还在纠结地写我的巨型长篇。这十几年我一直处于一种白日梦般的状态，总幻想我明天就可以坐下来把它写下去，一直写下去，虽然在内心某个角落我知道那不可能。
颠颠：可能驾驭不了那样的一个架构。
孔亚雷：而且再这样下去我也抑郁了，又这样拖了几年。我意识到我如果再不写一本小说，我就得崩溃了，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颠颠：那是我年见到您的状态。
孔亚雷：对。年发生了一系列奇妙的事。那时我住在莫干山的山顶，一个朋友的老别墅，有一天晚饭后我在一条山间的道路上散步，周围都是很大的树。突然那张照片不知道怎么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小说中这个场景发生在上海街头，但实际生活中发生在莫干山。我真的觉得《李美真》这三个字像陨石一样从天而降掉到我面前。我突然知道照片中的这个女人名字叫李美真。
颠颠：英文同时也有了。
孔亚雷：对。英文几乎同时就有了。而且不久之后我还问了英文的译者这种译法——Youbeautifultruth——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好像只听过youbitch之类骂人的话。他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不是很正统的英语，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挺有意思的。所以在那一瞬间，我同时知道了三件事情，一个是她叫李美真，一个是这部小说叫《李美真》，一个是英文名叫YourBeautifulTruth。另外我还知道了这个女人是一个神婆。突然之间，这个小说像礼物一样地掉在我面前，这本小说的种子已经从天而降，这个种子已经存在了：她是一个神婆。当时我意识到这可能发生在年，因为刚好是一个特别的整数。随后神奇的事越来越多。不过当时我还没有决定要写，我还在沉迷于对之前那个项目的幻想中。
年来北京，10月份开始写《李美真》。那之前我还陷在那永远卡在开头的大长篇上，我开玩笑说那是我的《哈利波特》。那时我意识到如果再不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我就会从精神上崩溃，我会被击垮。如果我还想继续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活下去，我就必须要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我的选择就是《李美真》。真的很奇妙，那时鲁迅文学院刚好办了一个翻译家培训班，因为前面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文学翻译，所以我就毫无障碍地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我住在中国文学馆旁边，窗外就能看见远处的中国尊。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李美真》的，在你上次见我之前的一个月。
颠颠：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
孔亚雷：发生了特别多神秘的、奇妙的事情，我举几个例子。我只是心血来潮把它定在年，开始上网搜年的时候，我发现年发生了很多事情，粗略地总结了一下：年正是普朗克发现量子力学的那一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第二次侵入北京，第二次火烧圆明园，诺贝尔奖基金成立，我最爱的哲学家——尼采去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都从年开始。当我写到作者意识到他把李美真设定为40岁，那就意味着，她出生于年。我又去查年，又傻掉了，年是第一次火烧圆明园，当时是英法联军干的，烧得最厉害的那次。当时我突然意识到圆明园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它在年和年的时候被烧过两次。而且那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就是中国的“9.11”，后来“9.11”也以一个重要的意象出现在我小说的后半部分。刚开始我还没有想到"9.11"，我只是想到了圆明园——它再次提醒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之前我讲过，我是一个那么西化的中国人，我从小一直听西方音乐，看西方文学长大的，很少喝茶，一直喝咖啡。而且我在40多岁的时候，在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甚至都已经忘记了火烧圆明园这件事。我当然知道它发生过，我当然也学过历史，学过它是哪一年的。但是你现在随便去问一个人，他可能报不出准确的年代，甚至很多人会搞错以为是八国联军，而其实年烧得最厉害的第一次是英法联军。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你的母亲，一个是给你乳汁的母亲，养母。而你会发现这个养母谋杀了你的生母。你到底该怎么办？
颠颠：听起来像是神话里面的故事。
孔亚雷：对。所有的神话都有一个最抽象意义上人类面临的困境。你完全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神话，你有两个母亲，一个生了你，一个用她的乳汁养了你。你后来发现给你乳汁的这个母亲杀害了你的生母，她就是你生母的杀人凶手，你怎么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很多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年轻人面临的一个困境。很多人都是听着西方音乐、看着西方电影长大的，但你去看历史就会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西方扼杀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古老的文化系统完全是被它们所侵略、伤害和谋杀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人性的原因，有利益的原因，有历史进程的原因。一个封建社会发展到顶点后必须要用外力来打破它，它必须要破坏。但反过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什么历史原因，生母就是被他杀了。
颠颠：情感是复杂的。
我的任务是把“我”做好颠颠：在创作《李美真》的过程中，你一边也在听音乐，看书？
孔亚雷：对。当你处于一种高度创作状态的时候，你是非常灵敏的，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影响你这本小说。你同时要非常小心，因为灵敏意味着，一方面你会接收到大量的信号，另一方面你也会极其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你暴露在外面了。我觉得在北京的重要性是在于这里，那个时候我经常去小西天看电影，每个周末都去潘家园买老书，最终这些经历都融入到我的小说当中了，小说一边在生长，一边在吸收养分。后来有一个编剧问我，这些很奇特、自然，但又设计得特别精巧的线索是怎么构思的。我就跟他讲，我真的没有构思，我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所有的构思都像植物一样，是自行生长出来的，而且生长得非常奇妙，比你计划得更加精巧，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是这样。
颠颠：我觉得你创作《李美真》的过程真的特别像你本人。比如说它生根的地方是在莫干山，那里有您最理想中的生活，自己装修房子，放黑胶唱片，听西方音乐，看欧美文学。
孔亚雷：而外面是中国风景，像古代中国一样的风景。
颠颠：对。后来你又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又火力全开。北京确实是一个更中国化的，像您说的更古代中国的城市，这种东方文化的滋养也来了。
孔亚雷：对，这些东西都注入到了这本小说里面，被这本小说封存起来了。当这本小说到了读者手中，这种力量就在传播，这是特别美妙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通过讲故事这种最古老的媒介，把各种力量，各种带有滋养的气息——像你说的莫干山，古代中国的山水，大自然本身，再加上北京古老的气息，不管是历史的灾难，还是现在的杂乱，包括现代化后年轻人的迷乱，疯狂——所有一切都像一股股气息注入到了《李美真》。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李美真》就像上帝向泥土吹了一口气，它就有了灵气，变成了亚当。文字本来是死的，白纸黑字，然而当它变成一个故事，被编织之后变成了《李美真》，就变成一个活的东西，而且这活的东西还会出版，变成书，到千万个陌生的读者手中。当他们读的时候，也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于是又有一次信息和能量的轮回和交换，他们因此会变得不一样。
在最好的状态下，再次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变得更强大，我觉得这是多么美妙、健康的一种循环。当然真写起来其实很辛苦，回到北京就是为了要写完《李美真》。
颠颠：在北京写了三个月。
孔亚雷：对。那个时候强度非常高。年10月份到年底我写了5万字，大概也就三个月，年1月份到9月份在杭州莫干山写了2、3万字，非常缓慢，让它生出根。这样加起来大概7、8万字，而这本小说有19万字，等于再到北京三个月我写了12万字，强度非常高，说实话，我每天真的只写、字。
颠颠：但整体很顺利。
孔亚雷：对。我确实是那种一次成的作家。有的作家初稿写得很快，花很多时间去修改。但我写得这么慢，每天都在修改。我无法想像一天写0、0字跟写、字能接纳收到的信息会是一样的。
颠颠：你那会儿说你本来想在圣诞节那天写完的。
孔亚雷：对。我当时算了一下，应该能在圣诞节左右完工。但因为当时我在北师大的事情特别多。最后没有如期在圣诞节完工，到12月27号才完工。但也算是很完满了。
颠颠：您当时发微博了，是非常郑重地拿手机拍了照片，发到微博？
孔亚雷：对，发到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