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个新闻是，有关部门又在扭转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上努了一把力。简单地说，就是生三孩的家庭，可以在买房、租房、退税时得到更多的补贴。
这应该算是种有益的尝试。
不过，当你看到另外一个统计，也许会有新的想法。那就是，从年到去年，中国每年的三孩出生数几乎没什么变化，每年一孩和二孩的出生数最低值与峰值相比却分别低了45%和55%。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对统计产生了相当的干扰。
如果把中国人口看作一个常数，而且每年进入生育年龄的人口数字差不多（最近几年基本是这样的），那么可以有一个结论，决定生三孩的人群普遍比较木讷。而人们作出生育第一个和第二个小孩的决策时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经济学上说，这部分人的决策更具有弹性。
这种弹性是怎么产生的？
如果在中国的城市生活过，你就会知道其中原委。
问题在成本上。
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到两个小孩，他们大概可以居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但当孩子的数量增加到两个以上，这基本代表着家庭住房面积要增加10平方米左右。房屋面积的增加也意味着家庭运营成本的增加。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大概会增加60万到万元的花费，在二线城市大约会增加30万元的支出。
另外一个，三孩关系到负责生育的妈妈的职业发展问题。
如果是一个没有幼儿养育辅助的妈妈，生三个小孩，需要直接投入喂养孩子的时间是9年左右。不论男性女性，如果离开职场9年，应该也就没办法再回去了。如此，孩子的爸爸需要多挣万到万元，才能保持家庭整体收入不受影响。
综合一下，从两个小孩到三个小孩，需要多万到万元收入才能保持原先的生活质量。这个数字会让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望而却步——一个家庭没有令人信服其未来几年中能多赚万到万元的理由，是不敢轻易生第三个小孩的。毕竟，孩子生出来是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的。
所以，很有可能，政府对三孩家庭的补贴确实可以让这类家庭的生活过得稍微好一些，但很难说服已经有两个小孩的家庭再生一个。把补贴重心落在不生小孩或者只有一个小孩的家庭身上也许会更有效。
有些问题是很难改变的。在富裕国家，也就是人均GDP稳定超过1.2万美元的国家，生育率下降几乎是一种必然。欧洲、北美、澳洲和日韩，甚至受宗教影响比较大的中东地区都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势。比如在富含石油的沙特阿拉伯，酋长们近30年的生育率下跌幅度更加陡峭。高收入让从基础劳动中得以解放的人们更注重现世的享受，而不是把一切寄托于儿女在未来如何善待自己，或者供奉自己的灵魂上。我们肯定不能因为要提高生育率，就故意降低生产效率，让日子过得更穷。
另外一个，子女的教育成本在未来肯定会越来越高，即使在“双减”的大背景下也是如此。这是信息的对称性增强，从而造成教育考试对社会人才筛选条件的苛刻程度迅速累加造成的。而这在一个稳定的局部社会中几乎不可逆——举个例子，最近海淀区中考，离满分只差5分的学生就有0人，如果要让考试起到人才筛选作用，出考题的人就需要逐年增加考试难度，而各种高效刷题方式的广泛传播，让各年间考题难度提高的速率变得更快。作为时间轴上越靠后参加考试的人，需要付出的学习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降低教育成本而消灭竞争，肯定是舍本逐末的蠢事。通过发放教育消费券调节教育成本，也许是个可行的办法。
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生育率下降，而是这种趋势发展得太快了。照目前的情况，在这条跑道上，我们可能大大领先日本和韩国。
那怎么才能让年轻人稍微多生一点小孩呢？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的未来预期更乐观。让年轻人更高兴，他们会愿意生更多的小孩的。对此的逆向而行，也许正是最近几年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近还有个新闻，就是我原来嘲弄过的一家靠盲盒生意上位的公司股价大跌。
原来的熟人赞赏我说得准，但可以肯定，这没什么令人高兴的。为什么呢？两三年前，这家公司的股价被炒上了天，原因是当时无论是哪级市场，还是舆情认知，大家普遍存在一种“媚青”心态——谄媚年轻人。只要是年轻人喜欢的消费，相关生意的估值就会上天。
为什么那时候大家都爱谄媚年轻人，年轻人自己也欣然接受这种谄媚？很简单，就是社会对年轻一代的预期普遍是非常乐观的，庸俗点讲，就是以为他们在未来会赚到更多的钱。但现在，这种乐观预期消失了。很多行业的边际扩张速度在减缓，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经过培训拥有的技能大大胜过他们的前辈，但收入增长的速率却更低。
这种预期减弱引发的涟漪效应会直接影响人们生小孩的欲望——并不影响大家的性欲，但生育培养一个具备最优预期下一代的难度在想象中增大了。这是个相对概念，因为年轻人对自身发展的预期更低，而相对养育一个杰出宝宝的信心减弱了。起码，有的年轻人即使希望有个小孩，也会因为不高兴而推迟这个规划。
生小孩看起来是个生活观念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个经济问题，只要经济的活度变得更好，年轻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他们肯定会生出更多的小?孩。
当然，这两三年还有个意外的噪音，就是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一对育龄男女，有更多的时间待在一间房子里，他们会选择更多的做爱还是更多的吵架？说不准，我猜两种可能性都有。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平均来说，他们会生更少的小孩。疫情明显增加了人们养育小孩的焦虑感，这里除了生小孩前由于疫情管控造成产妇身体状况的不确定性增加，还有更复杂的外延。
举个例子，我原先居住的小区，楼下的住户就正好赶上第一轮疫情的时候生小孩。
年一个初夏的下午，我正在阳台晾衣服，楼下忽然伸出个竹竿敲我们的玻璃——是楼下小孩的外婆，她问，外边怎么样了？原来，楼下的家庭自打小孩出生之后，新妈妈就对病毒传播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她严禁来帮助照顾小孩的外公外婆出门，购买日用百货这类事只能由孩子的爸爸来完成，而且回家后要严格消毒……所以，从年1月到5月，外公外婆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
而且，疫情本身就是降低社会整体快乐程度的事，用更加科学的方式减小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让人们生更多小孩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