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现代焦虑
在安格拉·默克尔结束长达16年的执政生涯卸任总理后，德国历史上首次迎来了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就经济和人口而言，德国是欧盟最大的成员国，这一转变自然激起了全球对德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关切。
年12月4日，德国柏林，德国社民党召开特别党代会，以98.8%的支持率投票通过了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三党联合组阁协议。像许多富裕的西方国家一样，德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持续的不安状态，而忽略它已经拥有的一切。出于这个原因，后默克尔时代既可能带来混乱，也可能保持与不久前历史的连续性。这种忧虑也缠绕着德国思想界。进入现代社会，法国有其哲学家，英国有其经济学家，而德国则依靠社会学家来理解大局。近期有四本关涉“大局”的德语著作，分别是史蒂芬·茂（SteffenMau）的《分拣机器：21世纪边界的重新发明》（Sortiermaschinen
ieNeuerfindungderGrenzeim21）、亚明·那塞希（ArminNassehi）的《不适感：关于不知所措社会的理论》（Unbehagen
heoriederüberfordertenGesellschaft）、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Reckwitz）和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的《危机中的晚期现代性：社会理论成就了什么？》（SptmoderneinderKrise:WasleistetdieGesellschaftstheorie?）、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Streeck）的《全球主义和民主之间：新自由主义衰弱的政治经济学》（ZwischenGlobalismusundDemokratie
olitischekonomieimausgehendenNeoliberalismus）。
12月3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斯金公共事务学院社会福利客座教授、柏林赫蒂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赫尔穆特·K.安海尔（HelmutK.Anheier）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为四本著作撰写书评，题为《德国的现代焦虑》。
安海尔在文章开头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拥有约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与9个邻国接壤，边境几乎是开放的，而且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是什么将它维系在一起？
富有并没有坏处。德国人均收入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尽管其贫困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缓慢上升。正如默克尔年竞选成功的口号所言，德国是“一个我们生活得很好很幸福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政治生活还没有受到英国退欧式神奇思维或美国式两极分化的破坏。
但德国社会始终存在一种不安感——怀疑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贯穿这四本书的共同主线，尽管它们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所有这些著作都符合该国悠久的社会分析传统——从马克斯·韦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到拉尔夫·达伦多夫和尤里根·哈贝马斯。
安海尔设问道，关于德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这批顶尖的德国思想家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书评第一节名叫“围困”（WalledIn），评论的是史蒂芬·茂的《分拣机器：21世纪边界的重新发明》。在洪堡大学社会学家茂看来，德国在复杂的全球边界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和高度特权地位。此外，近几十年来，这种制度变得愈发根深蒂固。根据茂的说法，在过去的20年里，全世界竖起了比50年前更多的围墙和坚固的边界。年，全世界有12座边境墙；如今，有70多座。在20世纪90年代，5%的国际边界被加固；如今，则是约20%。
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些事实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32年前柏林墙的倒塌难道不应该标志着一种新的开放，尤其是在人类流动性方面？茂认为，虽然少数人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限制要大得多。全球化是在严格的选择程序和对流动性的严格控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一直处于这些发展的前沿。
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过去，边界代表着国家之间的硬性隔离，而现在，它们扮演着更为复杂的角色。通过这种机制，各国可以决定谁是值得信任的（欧盟公民、美国公民）、经济上有用的（来自印度的信息技术专家），还是政治上突出的（土耳其异见人士、阿富汗难民）。现代边界就是茂书中的“分拣机器”。
这种机制存在于多个层面上。首先，像欧盟申根区这样的宏观区域，边界对合法进入的人来说确实变得不明显了，尽管这些边界对其他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被允许进入的人）来说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宏观区域的外部边界越来越多地被最新技术所强化，在这里，试图进入的人被应用程序、生物识别甚至人工智能所分拣。
第二个层面是签证分拣机器，它首先控制着谁可以进入宏观区域。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层面：关押非法移民的设施，这些设施大多集中在土耳其和其他外围国家，由欧盟付费。最后，在德国境内，分拣程序仍在继续。在德国，针对非公民，一个复杂的身份等级体系授予或拒绝授予不同种类的特权，比如居留或工作许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一分拣制度已扩展到公民和合法居民，以识别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
德国可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却非开放的倡导者。智能技术、数据分析和安全协议的结合让它能够根据自己的条件，通过控制和选择来管理迁移，这对它自己而言大有裨益。德国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访问个国家，而阿富汗、伊拉克或叙利亚公民可以访问的国家不到30个。因此，分拣机器维持着全球的不平等。护照（电子的、仿生学的或纸质的）的重要性让茂想起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这段话：
“护照是一个人最高贵的部分。它不是像人类那样以简单的方式产生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创造出来，以最不计后果的方式，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但这绝不可能发生在护照身上。因为好的护照总能被认出来，而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好，也可能不被认出来。”
书评第二节题为“过高的期待”，评论的是亚明·那塞希的《不适感：关于不知所措社会的理论》。安海尔继续写道，虽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