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抗拒和外界产生联系的抑郁症患者不同，凌酱在生活失序、心理失控、人生失重的糟糕境遇下，仍试图找到使自己站起来的一束光，并希望这束光同样能够照耀其他正被抑郁折磨的人。
4月初，北大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凌酱决定不再沉默，在B站上，他平静讲述了自己身患抑郁的经历。镜头前的他，情绪稳定，逻辑自洽，对自身的遭遇有着清醒的认知。在他的叙述中，他尽最大可能找到一些方法自救，并希望带给同样抑郁的人一点启示。
视频的标题很吸引人：15岁考入北大，重度抑郁差点自杀，我是怎样抑郁，又是怎样一步步爬起来的。15岁，北大，重度抑郁，自杀，每个字眼都精准长在网友的求知欲上。很快视频播放量超过万，评论多达多条，很多人送去鼓励和支持，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自己正被抑郁症所折磨，这些人中，大多数是中小学生。
据《健康中国行动（-年）》数据显示，我国年抑郁症患病率高达2.1%，且呈上升趋势。患病者年龄越来越小，每年接受精神心理疾病治疗的人群中，青少年约占四分之一。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则指出，在中国，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达14.81%。
这些有抑郁症状的学生，和凌酱一样，是一百个同龄人中不幸的那14.81个。凌酱的视频强烈引发共鸣，让他们也有了讲出自己故事的勇气。
在这些评论中，几乎每一条，凌酱都会回复，感谢一些人的善意，安慰一些人的痛苦，给失去希望的人加油鼓劲，给不幸的人送去祝福。后来实在回复不过来，凌酱会说明原因，表达歉意。
很难想象，这个温暖有爱的UP主，在三个月前，大三上学期即将收尾时，爬到了学校院楼的楼顶，不顾一切地想往下跳。
01
那是一个普通的上午，凌酱埋头做完了手头的实验，直起腰环顾四周时，发现实验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了。稍显狭仄的空间里，包围他的是冰冷的仪器和散乱的储物架，惨白的日光灯下，清冷的药水味萦绕在鼻尖。习惯了孤独的凌酱在那一刻，突然无法忍受这太过安静的氛围。他匆匆起身，摘下橡胶手套，向门口走去。*使神差般的，他沿着楼梯向上爬行，直到看见楼梯尽头处锁死的一扇铁门。
门上那把锁没能打消凌酱自杀的念头。他原路折回实验室，打开了紧闭的窗子。实验室位于最高的五楼，他双手撑着窗台翻出窗外，手脚并用地攀爬到楼顶。凛冽的寒风呼啸着，从他身边掠过。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跳下去就能结束这一切，再也不占用社会资源，再也不用爹妈养活，一切都解脱了。
爬到楼顶后刚站稳，他就看到了围墙上贴着的一张海报。他对那种海报并不陌生，学校各大教学楼、宿舍楼贴的都有，上面写着“拿起电话，唤醒希望”，附着北大危机干预热线电话。在空荡的楼顶，海报上硕大的字体非常显眼。
凌酱觉得海报贴的很是地方，“好像是知道你跳楼要经过楼顶，特意贴在那里”。凌酱下意识地拨打了那个电话，幸运的是，电话立刻接通。
或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在他要结束生命的前一秒，仍隐隐怀揣着生的希望。在那最关键的一秒，不管海报、电话还是别的什么，只要及时介入他的思维，都会暂时停歇他死去的想法。
经历过一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凌酱更懂得人自杀时的心理，在视频中一遍遍地叮嘱：“做最后的决定前一定一定要打心理中心的电话！医院甚至紧急电话！死亡是不可逆的，请三思！”
危机干预室的人行动很快，火速找到凌酱，将他带往北医六院的急诊室。
在凌酱还没搞清楚状况时，他人已经躺在了电休克床上。护士们迅速给他戴氧气罩，挂上吊瓶，并在他右手食指夹上心率仪。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麻醉剂被针筒缓缓推进血液，那一刻，凌酱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凌酱感到头疼欲裂，并对周围的一切非常陌生，“为什么我会在北医六院？我休学了吗？这学期是结束了吗？病房里的人我怎么只认识一个了？”
他刚刚接受了电击。这是一种治疗重度抑郁症的常见物理疗法，通过电流刺激大脑，使患者大脑紊乱的神经递质得到调整，适用于有强烈自杀意愿的病人。头疼、意识混乱、记忆困难是电击疗法常见的不良反应。
在短暂的失忆里，凌酱忘记了很多不快乐的事情，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他觉得自己没病。可医生开给他的诊断报告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重度抑郁。他迟迟不能相信，“我没有抑郁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
02
长期以来，心情低落、孤独、失眠、焦虑、贬低自我、自杀倾向等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都被凌酱以“内卷”“学业压力太大”来解释，他能感知内心的痛苦，却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抑郁症产生联系。听到儿子自杀的消息时，他父母受到不小的惊吓，同时也疑虑重重，儿子好好的怎么会抑郁？认识他的老师、同学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优秀又谦逊的人，怎么想到去跳楼？
在所有人看来，他的人生，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5岁上小学，学习上的天分渐露端倪，小升初以优异成绩考入全国百强高中排名第39、陕西排名第2的中学——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并进入最顶尖的创新班。在这所超级中学里，度过5年初高中生活（初中创新班是两年制），最终被北大录取。考入北大那年，不过才15岁。
在优等生云集的一流学府，也没被比下去，成绩一直稳居年级前十。大二时通过审核、面试进入生命科学强化挑战班，进行本科生科研训练，做出不少成果，获得一些大奖，拿奖学金更是家常便饭。
家庭方面，凌酱也没有后顾之忧。父母感情很好，都有稳定体面的收入，上小学的妹妹活泼可爱，跟他很投缘。无论是家庭环境还是自身实力，凌酱都没有可让人挑剔的地方。
自杀前几个月，他还在申请“再来人奖学金项目”，为将来出国留学做准备，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在科研这条道路上继续深造，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
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前途光明、人生趋于圆满的人，对活着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不惜舍弃所拥有的一切。评论区有人开玩笑称“15岁北京大学，该抑郁的人是我”。潜台词是，考上北大，取得了世俗意义的成功，就不该抑郁。
人们往往不太能理解，一个看上去一切顺利的人，为什么每天郁郁不乐，想去自杀。对于那些抑郁症患者来说，外在越是优秀，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可能反而会更大，因为很难让别人共情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凌酱曾写过一些遗书，以Word文档的形式隐藏在一层层的文件夹里，在野外实习时给一个同学看，同学不以为然，觉得他矫情，“活得好好的，干嘛这么想不开？”
那些看上去很好的人，内心早已溃烂。网友
爱嘤嘤嘤斯坦giao是一名中考生，患抑郁症和焦虑症已经三年多了，初三这年在病情加重后开始尝试药物治疗。她说，“外人看来我活得还挺漂亮。家庭还行，长相还行，学习也还行，被长辈老师偏爱”，可她就是丧失了快乐的能力，曾有好几次服药自杀。
“周日会因为第二天要上学整夜睡不着，在学校被女同学排挤威胁、背地诬陷，慢慢地害怕去学校、害怕见到她们。”她这些不好的经历，几乎不为人所知，她的抑郁也就不为人所理解。
一个朋友在看了凌酱的自述视频后，才懂得他的抑郁：“坤哥，从前只知道你很优秀但不知道你背后承受了这么多。”
03
凌酱在北医六院接受了一周的治疗，每天输液、吃药、做脑电，定时会有医生给他做心理辅导。每次电击过后，他会出现暂时性失忆，给他造成一种“我没病”的假象。记忆恢复后，想死的念头会重新占据他的大脑，只是这时他不再像站在楼顶那么极端，而是有了更多的牵绊：“我没死是因为，一个是觉得我死会给别人添麻烦，一个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一死他们会很伤心，所以我不能死。”
当父亲风尘仆仆地从西安赶来探望时，躺在病床上的凌酱第一反应是躲起来，他不愿意让父亲看到这样脆弱的他，他特别害怕父母失望。从小到大，他一直按照父母的期望生活，尽力做到最好，想让父母开心。
小学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时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母为他骄傲，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升入高新一中大神云集的创新班后，他渐渐力不从心，排名总在十几、二十名徘徊。父母开始焦虑，“你英语怎么就考了这么点儿啊，你英语怎么办啊”，那时他的英语成绩是零几分（总分），但父母觉得不够，想要鞭策儿子，采取了中国父母通常会用的比较打压法：
“你看XXX，学习又好情商又高，以后就叫你XXX好了，不叫你名字了，XXX多好听。”
凌酱知道父母是为自己好，拼尽全力想达到父母的要求，但是做不到，“你想那时我才10岁，我不可能在一群比我大两岁的孩子里，什么都做到最好”，凌酱无奈地说。每次成绩一出来，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怎么跟父母解释”，他知道，无论如何解释都会被骂。
成绩无法让父母，也无法让自己满意，凌酱感到挫败，小学时那种自信全没了。承载着父母的期待，凌酱始终处于一种精神紧绷的状态，原本内向的他更加沉默，在校很少与人交流，日复一日地困在自己的世界里。
到了高中，他的成绩慢慢追上来，高三状态好时能稳居年级前十。父母很少再骂他，但也没怎么表扬过他。在凌酱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没说过，“你真棒”“你表现得真好”之类的话，也很少给他什么奖励，考好了也不过淡淡地说一句“再接再厉”，为的是怕他骄傲。
对于父母的教育方式，凌酱是这样形容的，“我的家庭非常幸福，爸妈非常爱我，但是他们对我非常严格”。
考上北大后，父母依然没有对凌酱放松要求，得知他的高数考了80多分，会督促他下次考到90多分。随后，“如何考90多分”成了凌酱脑海里始终盘旋的念头，“我整天都在想怎么考到90多分，但真的太难了”，视频里凌酱右手遮住额头，从上到下抹了把脸，非常沮丧。
父母的硬性要求，凌酱都会不遗余力地完成，可对于抑郁这件事，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无法想象，向父母坦承自己得了重度抑郁、差点自杀的情形，这相当于变相承认了他的不争气。
04
凌酱曾在朋友圈发过英文版图书《心理学百科》的两段截屏：
“Parentsmayinadvertently(无心地)teachchildrenthattheyareworthyofaffection(喜爱)onlyifcertainrequirementsaremet,offeringthemrewardsandpraisewhentheyeattheirvegetablesorgetanAgradeinphysics,butfailtolovethemopenlyjustforthemselves.”
（父母可能会在无意中使孩子们懂得这样的道理，只有当他们满足了一定的要求才值得被疼爱，比如肯吃蔬菜或者物理成绩拿到A时，父母会给予他们奖励和赞扬，但父母没能做到只爱他们这个人。）
“Achievementsaretoberespected,hesays,buttheyarebothseparateandsecondarytoacceptance,whichisabasichumanneed,anddoesnothavetobe‘earned’throughdeedsaction.”
（他说，成就是需要被尊重的，但它们都是独立的，是次要的，而接受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不一定要通过行动来获得。）
凌酱产生过颜子悠一样的困惑：爸妈爱的不是我，而是成绩优异、考上北大的我。他希望父母能够无条件地接纳他，多给他一点赞美和鼓励，爱他仅仅因为他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别的。
在抑郁症面前，过去所有的辉煌都黯然失色，他不知道父母对此会作何感想。病房里，凌酱刻意回避父亲探寻的目光，用麻木漠然的表情来掩饰内心的慌张。
他做好了被指责、被嫌弃的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一点儿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只是后怕地一遍遍叮嘱他，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一定不要做傻事。
他很心疼儿子，却不太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在他眼里，儿子聪明、优秀、懂事，很少让家长操心，怎么突然变成了现在这样？从医生那里，他了解到抑郁症的一些症状、诱因和治疗方法，试探性地问儿子，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他一开始以为，“压力大”是儿子抑郁的罪魁祸首，自杀只是因为一时想不开，只要放松心情，好好吃药，配合治疗，就能很快好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凌酱不愿多谈，父亲不再追问，尽量从生活上多关心凌酱，买来儿子爱吃的饭菜、水果，陪儿子一起散步、聊天，儿子提出什么需求，他都尽可能满足。这多少让凌酱松了口气：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父母都是爱他的。
几天朝夕相处下来，凌酱试着对父亲敞开心扉，几次提到父母给他施加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我就是做不到”“太累了”是他重复的字眼，此前他从未向父母说过这些。这时，父亲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他竭力回忆起过去严格要求儿子的种种，试图从中找出儿子抑郁的蛛丝马迹。原来在他们一次次责备儿子、忽略儿子感受的时候，抑郁的种子已经在儿子心中萌芽。
初三女孩
夏日の仙女也曾遭受来自父母巨大压力，从初一下学期开始，除了应付繁忙的课业，还被逼着进补习班，上家教课。她向父母提出抗议，但每次都以父母不耐烦的责骂而告终。后来她得了中度抑郁，脑海里时常涌现自杀的念头。
与凌酱不同的是，这个女孩在抑郁期间，决定不再按照父母的期望生活。她退出补习机构，不再上家教课，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将这些事情改编成剧本，给她的父母看，希望得到父母的理解。如她所愿，父母尊重了她的选择，并反思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家庭环境的根本改变，让这个女孩在半年后走出抑郁，重新开启了人生之旅。
不过这样的经验，不是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适用。在明显感知到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时，凌酱很少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他希望父母能够开心、满意，为此他一次次地压抑自己的真正诉求，来迎合父母。
在学校与老师、同学的日常交往中，他同样选择了沉默。
05
总体而言，凌酱的中学生活是丰富的，学校重视全面发展，经常组织学生外出游玩、参观历史博物馆等等。可他坦言，自己还是过得很孤独。由于成绩不拔尖，加之性格内向，凌酱总觉得自己“活在班里的底层社会”，不敢和人说话。
外出活动，当别的同学三五成群地走过，热热闹闹地攀谈打闹时，他永远是孤身一人，走在队伍最边缘的地方。他很自卑，“觉得配不上和他们说话”，他用“高档”一词形容他的同学，以此贬低自己。
网友
-折時-的经历跟凌酱相似，她同样性格孤僻，没什么朋友，成绩是她唯一可靠的安全感来源。可当她进入当地最好的中学后，激烈的竞争使她不能在排名上占据任何优势，维持现状已属勉强，更不用提进步了。她说自己的安全感因此全面崩塌，这给她之后的抑郁埋下了隐患。
当成绩不再是护身符，又不能在家庭、集体中找寻归属感，一个孤独的人很容易处于失语状态。
有一次凌酱成绩下滑得厉害，老师阴着脸将他叫到了办公室，对着他一顿劈头盖脸：“你还想不想在创新班混了？”老师可能本意也是为他好，却不知这粗暴的态度让凌酱很难受，“我感觉好像两年的初中生活全被否定掉了，被一个‘混’字概括了”。他自尊心大受打击，却丝毫没为自己辩解，只是低垂着眼，闷声哭泣，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当时一个叫“康康”的同学给他递去纸巾，直到现在凌酱还很感激他，仿佛那一瞬间，心里的痛苦被这一点点甜给填满了。内向的人更敏感，容易被善意打动，反过来，那些恶意则会加剧他们的痛苦。
初二的生物课上，凌酱欢天喜地带了盆金鱼到班里，还没来得及展示，就被两个同学摔碎了，事后他们没有道歉。凌酱很伤心，小心地将玻璃碎片打扫干净，什么也没说。如今回想起来，他表示“现在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我也可以原谅他们”，但当时那种被人伤害、却没将生气表达出来的感觉深深刻在了心里。
更严重的一次，上体育课时，几个同学一哄而上，脱掉了他的鞋子，踢足球一样踢得很远。内向的凌酱一下涨红了脸，一蹦一跳地去找，可每当他跳到鞋子旁边时，同学们就会及时将鞋子踢走。在哄笑声中，凌酱抬着脚尴尬地杵在原地，孤立无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同学们以为那是好玩，可成年之后，凌酱才意识到，这就是“霸凌”，只不过没上升到身体伤害的程度。
面对这些让自己难受的事情时，凌酱总是一声不吭，他不知道该如何适当表达自己的不满、愤怒，所有负面情绪，都被他默默地强行自我消化。
凌酱多次提到，他希望周围的人都开开心心的，希望父母、老师开心，于是顶着高压拼命学习，希望同学开心，所以被伤害也忍着。在成长中，种种负面情绪没及时得到疏导，慢慢淤积在他心里，成为甩不掉的阴影。“我想让周围的人都开心，但最后被牺牲的是我自己”，凌酱这样说道。
遗留的阴影最终都会反噬到受害者身上。网友
-折時-提到，她小学时曾遭受长达三年的霸凌，被人拳打脚踢。虽然后来进了最好的初中、高中，她还是忘不了被霸凌的经历。再加上疫情期间成绩下滑，她的负面情绪集中爆发，年3月份时，她确诊了抑郁症，至今仍在休学治疗当中。
06
由于长期处于被打压状态，凌酱对自己没什么信心，自我评价极低。
得知被北大录取后，他确实开心过一段时间，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录取通知书。8月底报到时，他和父母在北大西门前合影留念。古色古香的建筑他在西安见过不少，但背后那雕梁画栋的屋檐以及“北京大学”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还是让他感到一阵激动，仿佛未来可期。
短暂的兴奋过后，凌酱发现，他没办法很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同学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自己原本出色的成绩，一下变得黯然无光。当他得知很多学生，都是通过高一高二拿到各种大奖被保送进北大的时候，他的自卑感更为强烈。
他高考语文没考好，总分原本达不到录取要求，由于高三一年他经常年级前十，被北大提前“预约”，享受“录取分数线降低20分”的*策，这才得以入学。他认为自己是“跌跌撞撞进来的”，而那些保送的同学则是“昂首挺胸地进了北大”，感觉“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他兴趣爱好颇为广泛，会打乒乓球、羽毛球，会弹钢琴，会下国际象棋，但一听别的同学都是专业级别的，他就再也没跟人提过，自己会这会那。
似乎每一个进清北的学生，都要经历一番落差感的调整和自我的重新审视，班级辅导员也会将帮助学生适应落差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大多数学生都能重新平衡心态，融入到大学的生活学习中，但凌酱调整失败了。他的成绩没掉队，心理却更为压抑，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怀疑自我，“我变得不敢跟别人说任何话”。
有时他偷偷弹一段钢琴，不小心被舍友听到，会被无情地嘲讽“弹得都什么垃圾”。凌酱觉得自己弹得还可以，却不反驳，被攻击时习惯性地默不作声。这让舍友们越来越无所顾忌，对他的抨击从兴趣爱好一直延伸到学业、人格，将他贬得一无是处。
他的舍友们成绩并不好，也没有特别亮眼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凌酱冷嘲热讽。凌酱曾偷偷咨询精神病院的大夫，将自己的经历连同聊天记录告诉医生，医生很明确地告诉他，他遭遇了PUA。
大一下学期，他第一次萌发了轻生的念头。某天晚上舍友们都不在宿舍，他打了会儿游戏，觉得没意思，抬眼就看见了放在桌子左侧的一把水果刀。*使神差地，他拿起刀子看了很久，试着在胳膊上划了几下，割得不深，没流多少血，但他觉得好受了一点，长久以来的精神压力似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这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抑郁了。
虽然跟舍友相处得不愉快，但在生命科学强化挑战班，他找到了归属感，这里的师兄师姐对他很好，给了他很多实验上的帮助，让他感到久违的温暖。他很想做点什么回报他们，比如办个聚会什么的，但他怕自己做不好，“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占用了社会资源，我就是个垃圾，我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凌酱越来越频繁地用这样的念头攻击自己。陷入自我PUA，他始终对自身怀有恶意，觉得自己很失败，别人都不喜欢他。
但在Tape上，有同学给他留言说，“知道你情况之后，大家私底下讨论过，结论都是你平时很细致小心的一个人，大家都觉得你挺好，更多的是愧疚自己没能在之前多给你一些鼓励和加油。”
07
大三上学期刚开学时，凌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大二、大三竟是退学最多年级”的截图和一张本学期的课程表，并写道“新学年平安”。他觉得自己可能撑不下去了。
大一入学后，凌酱一直保持高强度的学习节奏，到了大三，学业依然紧张。课程表密密麻麻地从周一排到周六，期间还要做实验，交作业，刷文献，准备挑战班的JC(journalclub,文献讨论会)，参加各类竞赛。在他的B站，充斥着大量阅读英语文献、学习的视频，几乎每一天都有更新。
对于学业，他一点不敢放松，似乎是被什么东西追着，他拼了命地往前跑。人一旦将自己置于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下，就像机器启动了齿轮，很难再停下来。凌酱没有真正放松的时候，寒暑假时，他还在看文献，即使因抑郁住院，他还不忘攻读专业书籍。
凌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成绩、奖学金、奖杯就是最好的证明。明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他就是对自己不满意。
进入挑战班后，研究生学长学姐在实验设计、实验操作上更为成熟，有些地方比他思考得更深入、周密，这是经验所致，可凌酱会很自责，“有的地方我就是转不过弯来，每次他们设计实验都有我想不到的地方”，表示自己会被“气哭”。
他一边强调自己是普通人，一边在压力下极力追求完美，不愿比任何人差，过于苛刻的标准和过低的自我评价，常常让他无法在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中找到平衡。
最终大崩溃的到来，也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跳楼之前，凌酱处于一种时间安排非常混乱的状态，不管是学习强度，还是精神压力都已达到了顶峰。
每到年底，挑战班都会邀请一些国际顶流嘉宾参加年会，听取同学们的文献讨论报告。作为主讲人之一，凌酱费劲心力准备这次presentation（展示），不巧的是，他报名参加的国际合成生物学大赛也在此期间举办，同时他还要应付即将到来的期末考，时间已经排不开了。
他争分夺秒，常常做实验做到深夜，等他回宿舍时，舍友们早已入睡。他睡在上铺，每次上去，床都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噪声，下铺的同学嫌他吵闹，影响自己的睡眠。再一次被吵醒后，那位同学“呼”地坐起来，对着凌酱，毫无预兆地一通呵斥。凌酱气不过，第二天就卷起铺盖，到实验室打了地铺。
其实不管是在宿舍，还是在实验室，凌酱都睡不着。熬到很晚，明明身心俱疲，躺下后脑子却无比清醒，实验细节、课本文献里的重点、各种数据、结论，会一股脑地蜂拥而至，将睡意赶得无影无踪。凌酱说自己每天只睡4个小时，能睡多久睡多久，但他没有真正睡着过，总觉得脑子像个陀螺一样，被抽打着不住旋转。
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实验盒子里的智力成果被人莫名其妙地扔掉，一个月的时间、精力和心血瞬间付诸东流，这加重了他的焦虑和沮丧。
即使在随后的国际合成生物学大赛中，所在队得了金奖，他也高兴不起来。他不认可这一实验，“我对这个项目没有归属感”“这个课题挺扯淡的”。领奖时，他表示“我觉得裁判也不是认真给了金奖”“我不太喜欢那一刻”，语气中毫无成就感可言。
好几次，他站在理教或宿舍的天台上，俯瞰偌大的校园，有种强烈的跳下去的冲动。在抑郁的包围圈中，他不止一次地试图突围，求救的对象却不是父母、老师、同学，而是北大的贴吧。他匿名发过四五次帖子，记录当时黑色的心情和可怕的想法。他把拿刀割手腕、试图自杀的事情发到贴吧，但被人当作玩笑，没得到什么回应。
在通向死亡的抑郁之岛上，他已是孤身一人。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主讲JC的“失败”。他准备了很长时间，结果却没达到他的预期，他总觉得自己“讲得特垃圾”。跟此前多次讲完文献就要自责一样，他不停地反思，“我没有安排好时间”“我没有做好沟通”“我们用了别的实验室的技术”……
从台上下来后，凌酱形容自己是“强颜欢笑”。当他“强颜欢笑”地去实验室做实验时，自杀的念头又一次清晰地冒出来，且比以往都要强烈。但别人根本没察觉到他的异样。
网友
夜-Ty说自己就是用“强颜欢笑”来掩饰抑郁症状。他在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家庭变故和自身原因患上抑郁症。那段时间他几乎不说话，上课低着头一言不发，下了课就在校园里无目的地乱逛。他情绪低落，但在面对家人和老师时，总是礼貌微笑，竭力装作是一个正常的小孩。那些大人不知道在孩子虚假的笑容下，藏着一颗破碎的心。
08
在为数不多的朋友中，能理解凌酱的，是他的高中同学，霜盐和琥珀。“她们都是我最低谷的一段时间能看到的光”，凌酱如是说道。
高中时期，凌酱不爱跟人说话，虽然待人善良有礼貌，但看上去总是不太开心。身为同桌的霜盐，觉得他太孤单，会主动找他聊天，有时讨论习题，有时谈谈各自的兴趣爱好。凌酱慢慢地话也多了起来，很多心事，不知道跟谁说时，会向霜盐倾诉。
后来，霜盐考入人大，他来到北大，两所学校离得比较近，两人偶尔会碰个面一起吃饭。更多时候，他们互相给对方打电话，说说自己的近况。实在心里难受时，凌酱会首先想起霜盐，向她倾诉。被倾听，对于凌酱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来说，非常重要，“不管怎样，至少霜盐是理解我的，有她在，就是我的底线。”
当然两人也因为一些小事闹过矛盾，一气之下霜盐把他拉黑了，两人很长时间没说话。后来霜盐主动打破僵局，从学校一路走到北大，跟凌酱一起上自习，并给他买了一瓶饮料。凌酱心里一暖，说：“你给我买这份饮料，那咱们账就清了。”最后两人和好如初。
对于琥珀，凌酱沉吟了半晌，什么也没说。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没有她们我也应该已经死了。”如果说父母是他不忍放弃这个世界的理由，那么朋友，则是他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因为对家人、朋友的爱和在乎，凌酱一次次克制自杀的想法，努力地活在世上。
跳楼那一刻是他人生中最惊险也最无助的时候，他说那时他已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维活动了，一心只想去死。他甚至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诀别前的遗言也没有。这是重度抑郁出现的最严重症状。在北医六院的一周治疗结束后，学校建议凌酱休学半年，等9月份时重新读大三。尽管不情愿，他和父亲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
休学后，凌酱暂时摆脱了繁重的课业压力，在药物控制和家人的陪伴下，他心情慢慢好转，也很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全家一起吃火锅，和妈妈一起去游泳，和妹妹的日常搞笑对话等，都被作为开心的回忆，记录在他朋友圈里。
父母对他有了更多的包容，开始反思并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尝试和儿子平等沟通，而非命令式地提要求。家里置办个什么物件，会征求他的意见：“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同学们也纷纷发消息安慰鼓励他，他回复说，“会早日康复的”“我会好起来的”。
他承认，别人的鼓励对他来说很重要，但似乎仅仅靠外界的支撑是不够的。在温暖有爱的氛围中，凌酱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还是如何去死，过年团圆喜庆的氛围也没能打消他这一念头。他甚至幻想自己某天走在街上，被突然冲出的大汉两枪打死，这样就省去了自杀的麻烦。
他必须学会自救，给自己找到活下去的动力。在《因为抑郁症，我的女友永远离开了我》这篇文章中，耐克讲述了他抑郁症女友蕾蕾的故事，他说：“她的求生欲特别弱，她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压在了我的身上，就好像她在悬崖壁上，只有我在底下托着她，她自己没有一点想要往上爬的意思，如果我一抽身，她就掉下去了。”
凌酱所面临的，就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爬上悬崖的困境。
09
为了尽快好起来，凌酱积极接受治疗：抗抑郁的药很苦，他坚持每天都喝；听医生的话每天健身，有时和妈妈一起打乒乓球、游泳等；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每天出门给人补课挣外快……
但还是经常感到累，什么都不想做，话也懒得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