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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哲学十论古今之争的求解之思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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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繁多,议题纷杂,既展现了学科的活力,也折射出时代的焦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西方到汉语世界,这些流派、议题及相应的概念和理论从延时传入到渐趋同步,在许多领域开始接近同频共振。在此过程中,应奇教授不仅尽了大量迻译引介之力,且在同步反思、论析、对话方面有启迪、引领之功,后者在其新近集结出版的《当代政治哲学十论》(以下简称“《十论》”)中有集中呈现。

《当代政治哲学十论》,应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在国内哲学界,应奇教授以广博闻名,但他并不止于“博观”。《十论》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显著特点。一是作者在不同的流派和主题之间“纵横捭阖”,而不急于形成确定的结论和断言,自始保持了智识上开放和审慎的美德。二是,作者把那些繁复的流派、议题、观点置于古今之争甚至古今中西之争的宏大视野和关怀之下,并探索求解的可能性。这是作者的问题意识所在,也是他能在诸多理论、人物和流派之间驾轻就熟的大框架。他自称有一种“大题小作”而不是“小题大作”的习性,这当然不是对概念分析和精细论证的否定——事实上他也擅长此“道”。在政治哲学这样的实践哲学领域,基于大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关怀来做细腻的研究,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可能是稀缺的。所谓古今之争,其具体内容可以有多个不同的面向和多种不同的表达。甚至也有人认为它其实是一个伪争论。正如《十论》中也引用过的法国哲学家费希(LucFerry)的说法:所谓古今之争,其两端只不过是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一个年代学意义上的对立。像波考克(J.G.A.Pocock)这样的思想史家,也不倾向于认为古今之间有严格时间意义上截然对立的思想分割。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当一批当代思想史家的工作之一,便是对现代政治,特别是对美国革命和制宪建国进行古典共和主义的解读。那么,顺着《十论》的重要问题意识,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一下:古今之争是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是,这一对立是否有调和的可能?

《十论》本身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引子”。作者注意到,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在讨论康德的时候指出,没有人比康德更坚定地赞成激情对理性的服从,因而坚持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着纵向等级系统。然而,在康德以及卢梭那里,对人的欲望的约束却不是以纵向的方式通过遵守人身上的自然等级秩序来实现的,而是以横向的方式通过对自由和个人的相互限制与尊重来实现的。我们可以认为,比较起来,古典思想试图从灵魂内部的等级秩序中推演、引申出与之相应的外在等级秩序,并因此认为这样的秩序是符合自然本性的,而现代思想模式即便强调人性内在的等级系统,外在秩序的生成却是通过主体间的相互约束来实现的,也就是基于公共性、公开性的形式原则来达成。《十论》由此指出,康德在古今之争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依系于从“纵向系统”向“横向系统”的转换。

这个“引子”颇具启发性。因为由内在的“纵”向外在的“横”的转换,恰恰表明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传统中自始蕴含着主体间性的资源。甚至说,我们应该从主体间性的维度和视野出发去理解主体性。这一点对我们更公平地对待现代性、现代政治尤其是自由主义传统是很有意义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应该破除对现代政治的原子主义解释,而这种解释已然成为一种影响深广的教条式偏见。虽然在康德那里,公共性、主体间性仍然局限于形式原则,没有走向更为厚重的基于对话、商谈的伦理与政治,但它不是原子主义的。由主体间性出发,我们就可以引出对人的理解的关系之维。古典思想模式当然强调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谓“人就其自然本性而言是政治动物”,其含义之一就在于人们能形成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并由此确立最佳政体与良善生活。但如前所述,这种等级化的关系首先是从人性内部的纵向秩序中派生出来的。就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传统非常重要的自然权利来说,其横向特征表明,他人一开始就是在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自始在场的,只不过它是一种普遍的、“薄”的关系,而不是特殊的、“厚”的关系。

对我们重新认识古今之争的某些具体方面来说,这个关系之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潜力。例如,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辩,就有丰富的古今之争的意涵,它也是《十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些争论中,共同体(社群)、共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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