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古罗马道德价值观中的抑奢思想 [复制链接]

一引言

在古罗马道德价值观中，勇敢、虔敬、质朴、审慎、适度和节俭等美德是使得罗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所在。在这种价值体系下，靠财富和外表而取得的名声是短暂而脆弱的，唯有崇高的德行才是真正荣耀和不朽的。因此，在古典文献中，对古罗马早期先民简朴自律、克己奉公生活的称颂以及对始于共和后期的奢侈风习的描述和抨击非常普遍，这正是古罗马人尊崇自然、简朴、审慎、适度等美德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体现。古罗马道德家相信，一旦这些曾经成就罗马功业的传统美德受到了贪婪、奢侈、纵欲等恶行的破坏，罗马就会走向衰亡。因此，崇俭抑奢在古罗马人看来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而这一抑奢思想也不仅仅体现在道德说教当中，而且还被古罗马人以立法的形式来予以实践。那么，为什么在古罗马人的道德价值观念中奢侈被列为首屈一指的恶行?奢侈是否仅仅是道德问题?古罗马抑制奢侈的意义何在?以上便是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

二什么是奢侈

要想理解古罗马人的抑奢思想，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古罗马人眼中什么是奢侈的生活方式。

(一)奢侈是非自然、非理性的生活方式

古罗马人的理想生活是简单淳朴的自然生活，这一生活的突出特点就是节俭，节俭意味着遵守自然所设定的适度界限，而跨越界限、贪心不足的人则会丧失思想的自由和理性，成为肉欲的奴仆。古罗马传记作家说:“一个政治人物服务国家的最主要的条件，不是个人的财富而是对欲望一无所求，保持独立自主的人格，不要让自己的家中充满无用的冗物，全心全意谋求公众的福利……唯有简朴的生活和节约的习性才是关键所在，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免于物欲的追求，为保持无用的冗物而感到焦虑。”由此可见，与节俭相对立的奢侈意味着放弃自然的尺度，执着于肉欲的满足，故而是非自然、非理性的生活方式，是对理想生活以及祖先习俗的背弃。

(二)奢侈是财富集中于个人并用于个人享乐

罗马人对奢侈的谴责并不在于财富本身，而在于财富被集中到私人的手中并用以满足个人的私欲。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和演说家所说:“罗马憎恶个人的奢侈，但热爱公共的辉煌。”在罗马理想中，财富应该应用于公共福利，而不是个人的享乐。历史学家称颂征服西班牙和马其顿的英雄鲍鲁斯给罗马带回了“比当代的任何人都多的黄金”以及“整个马其顿庞大的财富”，尽管他对如何使用这些钱“有完全的控制权”，但他个人却丝毫未取，全部贡献于罗马共同体。在他们看来，有德行的人将获取的财富服务于罗马公众，但奢侈则与上述做法相反，是将财富聚集于个人的手中，用于个人的享乐。

(三)奢侈意味着贪欲和野心

奢侈是以财富满足个人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包括对物质生活的贪图和对政治权力的野心。因此，奢侈总是和贪欲及野心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在他看来，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年轻人为了追逐金钱和奢侈生活而不择手段乃至犯罪;最终人们丧失美德，城市腐化堕落;共和国末期的内战带来的灾难正是上层奢侈放荡、追逐钱权的必然结果。

(四)罗马的奢侈起源于征服战争所带来的外国财富和文化

古罗马人在奢侈的起源问题上，不约而同地指向某个外在的起因。如说:“在对付佩尔修斯及马其顿人的战争过程中，他们很快学习到希腊人在这方向的淫奢习惯。”而李维()认为，公元前年对小亚战争的胜利给罗马埋下了奢侈的种子，诱使曾经以简朴生活为荣的罗马人逐步走向堕落。撒路斯提乌斯()提出，罗马的道德衰败始于公元前年迦太基的被毁，那时大量财富的涌入以及外国势力威胁的消失，为奢侈在罗马的迅速增长创造了理想环境。这种将美德植根于罗马民族性格，将恶行指向外部来源的思维方式也是罗马文化价值观的一个突出特征。正是在这种将奢侈指向外来起源的思想下，“饮食奢侈———共和末年此类奢侈立法针对的对象———在罗马人看来是拥护希腊式的、东方式的奢侈行为的最典型的表现”。

三奢侈的危害

在古罗马人看来，奢侈是极大的恶行，因为它会在个人、家庭、军队、统治阶层和国家各个层面产生危害。

对个人而言，奢侈浪费会滋生欲望和贪念，并导致贫困和负债。共和末年，发动阴谋并为此搭上性命的贵族青年喀提林就是挥霍浪费、野心勃勃、最终走上歪路的典型代表。撒路斯提乌斯()认为这些青年一旦荡尽了财产，就会在恶习的唆使下去犯罪，更加肆无忌惮地追逐金钱和挥霍浪费的生活。此外，奢侈是缺乏自控的表现，缺乏自控的人是骄奢淫逸、萎靡不振的，无法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

对家庭而言，奢侈浪费必然会损耗家族的财产，使祖辈通过勤俭操劳而积蓄起来的财产如流水般浪费在只能享乐一时的无谓事物上。而且当财产被损耗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家族无法达到人口普查中的等级财产要求，从而使家族等级地位丧失。

奢侈风习对军队也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一方面是骄奢淫逸萎靡不振的风习会销蚀军队的阳刚之气，并导致军纪涣散、战斗力下降;另一方面，沉迷于奢侈的士兵会为了个人享乐而听命于能够许诺他们以丰厚酬劳和战利品的将领，而置共和体的利益于不顾，从而导致军队沦为个别将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对统治阶级而言，奢侈浪费也构成巨大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炫耀式消费导致了内部竞争和敌意的加剧，从而破坏了精英集团作为统治阶层的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本应为民众之表率的精英阶层屈从于感官诱惑，则其作为统治阶层的道德优越性会受到极大的质疑，其执政合法性也会因此而受到质疑。此外，上层精英对奢侈的担忧并不仅仅在于因奢致贫而导致的贵族等级身份的丧失，还有奢侈放荡生活所导致的等级混淆并危及社会秩序。

因此，抑制奢侈、提倡勤俭是古罗马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关乎社会稳定、执政者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四抑奢的立法举措

抑奢思想在古罗马有着悠久的历史，除过道德说教之外，罗马还采取了与其法律传统相适应的立法措施来抑制奢侈思潮和风习的传播。从公元前5世纪罗马创建成文法到建立帝制的奥古斯都时期，罗马都有相关法律条文来制约和惩处奢侈行为。

(一)《十二表法》的抑奢规约

《十二表法》是已知的罗马最早的成文法，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属于习惯法，反映了罗马早期公民认可的行为规则，其中包括了不少涉及抑奢思想的条款。如在第五表第二条就规定禁止浪费人管理自己的财产，并将其置于宗亲的保佐之下;第十表则对葬礼上的诸多奢侈浪费行为予以禁止。

(二)共和后期的禁奢法

到共和后期，具体来说是在公元前2世纪初期，罗马开始出台以禁奢法来命名的专门法以控制在那时起愈发普遍和严重的宴会奢侈问题。公元前2世纪初到公元前后的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出台了近十部左右禁奢法令，对私人宴会的宴请人数、开销数额、食材和餐具的选用都进行了立法约束。

(三)专门对私人宴会奢侈进行立法的原因

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罗马征服战争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人力;另一方面是缘于罗马国内的奴隶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来自外敌的威胁相对减弱。因此，奢侈的生活方式开始流行于古罗马人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居所、衣饰、宗教婚丧等仪式、娱乐和饮食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但上述共和后期的禁奢法令仅以私人宴会为规约对象，本文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以下因素所造成的。

首先，私人宴会是共和后期政治贿买的重要渠道，政客们往往通过私人宴会来建立联盟、收买人心。其次，不同于公共庆典、丧礼、戏剧表演等公共活动，私人宴请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难以受到公共的监督;而且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主人和受邀者同堂进餐、饮酒作乐，模糊了罗马原本等级分明的身份界限。最后，私人宴会开销巨大，因为它提供美食之外的歌舞、戏剧、角斗和性服务等各种感官享乐。因此，正是私人宴会所具备的政治功能、私密性、混淆等级差别和开销巨大等特点使它成为罗马禁奢举措重点针对的对象。

五结论

罗马人认为他们最终战胜迦太基、希腊等强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罗马人的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正如感叹的:“或者是对所从事的事情的热情蒙蔽了我，或者说确实从未有过哪个国家更伟大，更虔诚，更富有良好的范例，以至于贪婪和奢靡才如此晚地一直未能渗入那个社会，清贫和节俭在那里能够长久地才不受到那么巨大的推崇。确实是财富愈少，贪欲愈少:只是不久前财富才带来贪婪，泛滥的逸乐带来欲望，为了奢靡和纵欲而不惜损害和毁灭一切。”依据古罗马人的道德价值观，廉洁、节俭、克制和自律等美德是祖先传统习俗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罗马霸业的根基，是需要世代相传的品格;与之相对的奢侈和放纵则会败坏传统，并且会浪费祖先勤俭劳作而积聚的财富;此外，对奢侈的追求必然导致贪欲的增加，贪欲的膨胀则会使人失去自控自律，并最终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公民不能行使其公民责任，官员滥用权力谋求私利，元老贵族道德失范难为楷模。因此，批判奢侈、抑制奢侈的观念始终是古罗马统治阶层所宣扬的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后期和帝制初期的禁奢法律就是这种观念的政治产物。然而，在如此立场明确、态度坚决的表象之下，却是共和后期上流社会普遍奢靡、炫耀式消费屡禁不止的社会现实，其中的悖论并非单纯的价值观念分析所能解决，需要我们深入到罗马共和后期和帝制初期的社会历史现实，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中寻找答案。